日前，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卫方的第一本英文着作《以正义之名：在中国推动法治》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贺卫方因大胆敢言而备受海内外学者的尊重，也由此开启了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司法独立和司法改革的再一次讨论。
当2011年春重庆模式在全中国大流行的高峰期，贺卫方是一个明显的不和谐之音。他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重庆“打黑”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这封公开信无异于给薄熙来及其党羽当头棒喝。在外人看来，贺卫方性命堪忧，朋友提醒他出门要小心车辆，而他却保持一贯的乐观幽默，说自己在发出公开信之后反而安全了，因为如果他出了任何事，重庆都首当其冲有嫌疑。
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1月28日为贺卫方举行的新书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贺卫方强调说，自己对重庆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他的母校在重庆，他的公开信并不是恶意批评和攻击，而是带着十二分的诚意的。贺卫方提到，当年“唱红打黑”中的“李庄案”已经凸现对律师之打压，对法律之践踏，而薄熙来案发后，对他的审理过程同样不顾法律程序。贺卫方希望能按照司法程序审判薄熙来，让薄看到不应该以恶对恶，也让世界看到在中国薄熙来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
贺卫方在演讲时指出，中国这些年的法制建设还是取得了某些成就，如全社会对司法体系重要性的认可度提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司法改革被纳入议事日程;法官的选用标准在提高，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庭因其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其独立性也相对较强;新一代领导人中有多位法律专业人士出身，知识结构的变化也许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等等。
对于如何评价多位政界高官老同学如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中央维稳办主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等，贺卫方说，与高官旧友们疏于联络，不过对学民法出身的周强的印象是务实、认真和开放，对新任的中央委员层面的人选有期待。
不过，贺卫方也指出，不要要求在职的中国官员们说老百姓希望他们说的话，而学界人士则可以大胆谏言，和政界“里应外合”，各司其职。至于官员们是否会认真对待学者的建议并纳入到政策制定层面上，贺卫方表示：“他们有时候还有特别大的期待，期待通过学界不同的声音，以及知识分子来了解专业性问题的真实评价，包括一般人到底怎么评价他们的相关政策，他们很想了解，他们不想听到所有人都在说特别好、特别好，其实许多人内心里觉得不高兴。有的时候民意对这个国家起到重要作用，网络时代几十万人同时感到很愤怒的事情，他们会很紧张。”
不过，贺卫方也特别提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现实的实践已经无法找到理论的论证，而没有理论的实践就只能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因而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基进行改造，让其对社会冲突有更多的包容性。贺卫方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
在提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贺卫方认为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其他党派的正当性、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如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军队不由党来控制而是忠诚于国家。
对于大家都关心的中国政治大变革的时间表，贺卫方表示，中国的政治变革暂时不会发生，因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个“准备”包括未来中国要朝什么方向发展。目前中国似乎只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个目标，精神层面目标并不明确。贺卫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计划表可遵循，这需要在改革中慢慢找到。
对于中国政改可能的突破口，贺卫方告诉记者：“我自己的想法是实现推动司法改革，先推动一个公正的法院体系，让律师更加具有独立性，让程序更加公正，我觉得特别重要。很担心特别大的利益冲突最后导致转型过程中的不顺利甚至崩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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