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岳父曾被传是“高级军官”

　　在一些媒体报道中，王立军被描述为蒙古族，“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真实’，巴特尔是‘英雄’，整个名字的意思是‘真英雄’。” 王海洲说：“十四大召开之前，需要一个少数民族指标，王立军突然就变成了蒙族，后来他是以蒙族代表身份参加的十四大。”

　　从重庆打黑，到“休假式治疗”，再到夜闯成都美领馆事件，王立军是近期最受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

　　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王立军数罪并罚，获刑15年。至此，这个本是自大山深处走出的平凡人家子弟，在他年近50岁的时候，终于在人生的巅峰处堕落，若无意外，天命已定。

　　探访阿尔山天池村

　　根据公开的信息，王立军的“故乡”被认为是内蒙古的阿尔山。而据本报记者的了解，阿尔山并非王立军的出生地。“他是在吉林洮南出生的，他父亲参加‘抗美援朝’回来，后来在阿尔山林业局森铁工作，”阿尔山林业局干部邹庆金告诉前去采访的本报记者，“起初他妈都不来，后来才从洮南搬过来。”

　　阿尔山实则是王立军的“第二故乡”，他的家在阿尔山市东北方向约80公里处的天池村。天池村位于森林公园内，是阿尔山市林业局天池林场所在地，目前聚居了100多户林业工人家庭。就这个山野深处的村落里，王立军度过了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王立军小时候的天池林场，应该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还有森林小火车从阿尔山林业局所在地伊尔施镇通过来，王立军的父亲王胤就在森铁做养路工人。村里的人口也多，有五六百户，有小学与中学，王立军就是在天池中学读的初中，后来森铁撤销，铁道被扒，学校停办，大部分家庭便搬去了伊尔施。而刚刚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旅游开发，更使这个村庄变了样，有钱的家庭自建的接待游客的“山庄”、旅馆与饭店也已有数十家。王立军家已无人在村里居住，但当年的老屋仍在，是一排低矮的土屋，一排木栅栏围成一个院子，早已荒废。

　　76岁的于成先是王家的邻居，他告诉本报记者，这是林业局分配给工人的宿舍，每个家庭50平方米，约三个小房间。于家在王家的西面，屋子相连，并使用同一个院子。就在这个小土屋里，王立军一家生活了很多年。现在林场正在进行棚户改造，王家的房子给了于家，于家打算用王家的老屋换所新房给长住在娘家的一个有精神疾患的女儿居住。

　　于成先告诉本报记者，王立军的父亲王胤今年80多岁了，早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有一定文化水平，“当时战斗激烈，他为什么能活下来，他告诉过我，当时他躲在地下‘刻钢板’，就是刻报，他的字写得很好。”后来，王胤曾经在隶属乌兰浩特的一个军马场呆过一段时间，之后又转到天池林场。王立军的母亲梁淑霞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1985年病逝，就葬在林场的北山上。2006年，时任锦州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携妻女、弟弟等亲属回到阿尔山，为母亲修坟立碑，以王父之名锲刻的碑文中有“军儿为国民、为社会屡立战功”的字句。这也是王立军最后一次回到阿尔山。

　　母亲去世不久，当时还在辽宁铁岭辖下的铁法市(现调兵山市)任职的王立军把父亲接到铁法。王立军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目前都生活在调兵山。本报记者了解到，王立军的姐姐、姐夫都是阿尔山林业局退休工人，其弟王立辉在2011年10月前后才升任铁煤集团运输部铁路公安分处处长，之前是铁煤集团热电厂保卫科长。其妹在调兵山经商。其父则跟后找的老伴单独居住。

　　从知青到公安局长

　　根据于成先的介绍，王立军跟随家人从吉林洮南搬到天池林场时，只有六七岁。“洮南没有他的什么亲人了，有个堂叔在沈阳，好像也没什么联系。”

　　在儿时的玩伴邹庆金的记忆中，王立军在去辽宁调兵山当兵前，应该是读完了高中。那是1976年，尚未恢复高考，王立军高中毕业，就留在天池林场当了知青。

　　邹庆金生于1959年，与王立军同岁，也是天池林场子弟，是王立军早年最好的朋友，按照邹的话说，“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摔过跤，打过仗，也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

　　“那时毕业后都是知青，没进编制，如果哪里招工了，再进编。天池林场有个知青点，他就在那里干零活,”王立军的另一个早年好友高国良说。王立军在天池林场呆了近两年，1977年末到调兵山的00419部队当基建兵，先在汽车连开车，“因为有才，字好，”又当了文书，1981年回到天池林场。

　　比王立军大一岁的高国良也是阿尔山林业局子弟，目前仍在局里工作。他也当过兵，跟王立军同年回到林场。在1982年9月王立军重返铁岭之前，高国良和他一起在天池林场开了一年多的车。王立军开的是物运车，“大解放”，“就是拉点配件，送货什么的。”高国良则开运材车。对那个时期的王立军，高国良的印象是， “对工作很认真，有军人的素质，为人也很好。”

　　“那时候的王立军就是个普通小青年,他太‘认杠’了，性子很直，喜欢打抱不平,”林场工人梁忠臣说。一个事情是，在王立军当兵回来在林场开车那会，有六七个林场年轻子弟想“收拾”他，在大下坡的路上给王立军的车横上了木头，王驾车技术好，及时刹车，才没有出事，结果打起来，“他拼了命，尽管挨了打，也没输，把那几个年轻人打得服服帖帖。”这场“群架”在天池林场非常着名。提及往事，另一件着名的事情是救火，林场车库着火，众人围观，是王立军第一个冲进火里，把大卡车开了出来。

　　当兵回来不久，王立军在林场举行了婚礼，对象是调兵山的肖素丽，他们是在当兵期间认识的。天池村至今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肖素丽是高级军官的女儿，当兵期间，王立军就是给她父亲开车。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不止一位王立军的亲朋告诉本报记者，肖素丽的父亲只是军中“一般干部”。

　　无论怎么，林场里的穷小子带回了军官的女儿，还是在山沟里引起不小的轰动。王家另一个邻居回忆，王立军结婚那年，“一把把撒糖，他媳妇一下车就哇哇地哭，这里太穷了，说王立军骗她，王立军上去就打了他媳妇两个耳光。”

　　婚礼是邹庆金等人张罗的，他告诉本报记者，结婚前肖素丽就到过天池，“她第一趟来，看到他一家都住在那个小屋里，就哭了，”那时候邹家也住在林场，房屋宽敞些，王家没地方住，肖素丽就住在邹家，“有些人造舆论，说她是王立军骗来的媳妇，她在我们家说：我看中的是王立军这个人，不是他的家。”

　　结婚没几天，肖素丽“住不惯”，就回调兵山了，夫妻二人两地分居。又过了一年左右时间，王立军重返调兵山，先在食品公司开车，后来做警察，直至成为“打黑英雄”。

　　刚到调兵山的那几年，因为父亲还在天池林场，王立军还经常回来。那时邹庆金的父亲住在伊尔施镇，“他就像我们家的孩子似的，一回来，就先到我父亲那里，然后再坐森林小火车去天池他父亲那边。”后来王家全都搬到调兵山，王立军也就不怎么回来了。

　　1996 年阿尔山建市，作为走出去的名人，王立军获邀回来过一次，那时他是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邹庆金回忆，那次回来，王立军还带来了铁岭的另一位名人赵本山。 “他俩关系好，”邹庆金说。有一次他去铁岭看王立军，赵本山请他们吃饭，饭间，赵本山对王立军说：“请王局长吃一顿饭太不容易了，一年都排不上一把，不请你，请你小朋友，你作陪，行吗?”

　　高国良最后一次见王立军是在2009年5月，他有一个朋友在江津开工厂，他去江津，顺带去了一下王立军的办公室，那时王立军已经升任重庆市公安局长了，“打黑”也正值高潮。那次见面，高国良在王立军的办公室里待了不到10分钟，“工作的事不能谈，打黑也不能问，就是问问家乡的事，而且他的办公室主任也在跟前，工作人员给我们倒水什么的，他太忙了，还要开会，我就回来了。”

　　那次见面在王的办公室里拍的一张合影照，至今仍被放大挂在阿尔山林业局高国良的办公室里，照片中体型微胖的王立军穿着白衬衣，带着眼镜，微笑着，背景是陈列的各种奖章与荣誉照。

　　调兵山：一段“公案”

　　铁岭辖下的原铁法市现已更名为调兵山市，王立军在这里“发迹”，在一定程度上，颇得益于曾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海洲。2000年11月，王海洲以伪造公文印章、诬告陷害罪被铁岭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其中“诬告陷害”的情节是，“于1999年3月伪造了犯罪嫌疑人张凤英之死系王立军等人殴打致死的虚假事实，并煽动、帮助张凤英家属到中央、省有关部门控告王立军等人，企图追究其刑事责任。”已年过70的王海洲现在生活在调兵山。

　　王立军与王海洲之间的关系在铁岭是一段着名“公案”。“我当时是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是我通过关系把王立军调来当警察的，当时他是工人，后来又转干，入党，提拔为派出所所长，”王海洲对本报记者说。“从1984年把他调来，一直到2001年，我们始终在一起，几乎是每时每刻。1992年我到法库县当公安局长，他到中国公安大学进修，1993年6月我回到铁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当支队长，他在1994年4月回来当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同年我也当副局长，又在一起。一直到1999年8月5日，他把我告到省纪委，告我18个问题，说我贪污、受贿、搞女人、贪赃枉法、利用职权为坏人办事，等等。”1999年8月，王海洲被“双规”，2001年获刑。

　　王海洲回忆认识王立军之初：那是1984年8 月，他在铁法担任分管治安、户籍、交通、法治、基层派出所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公安局要扩编招收10名警察，他的一位老友找到他，推荐王立军，当时王立军在铁法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运输队工作。后来王立军被带到王海洲家跟他见了面，“我一看这个孩子1米8左右的大个，长得既精神又帅气，很是机灵，嘴也很甜，头次见面就跟我叫‘王叔、王叔’的，第一印象就让我喜欢上了。我简单问了他的个人情况，他说自己26周岁了，内蒙阿尔山人，汉族，初中毕业。”本来，按照招警条件，王立军并不符合标准，经王海洲在公安局党组会上推荐，王立军被破格招收。

　　自此以后，王立军与王海洲之间关系密切。王海洲的爱人说：“当时他就长在我们家。”王海洲也说：“他与他媳妇都是我们家的常客，我对他比我亲儿子都亲，他也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正是因为这种关系，以致人们盛传王海洲为王立军的“干爹”，但这种说法被王海洲夫妇否认，“我对他好，但我们没认。”

　　至于二人为何最终反目，说法不一，王海洲也不愿再谈，只是感叹“栽了树，结了个苦果，个人吃。”而在调兵山市一位警界人士看来，事关权力，“王立军原来对王海洲言听计行，后来，王立军当了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海洲是交警支队支队长，就变换位置了。”

　　自 2001年王海洲被判刑，他与王立军彻底决裂，再也没有见过面。2009年6月21日父亲节那天，王海洲写了一封公开信，发布到网上，信中有以下字句： “立军：见字如面。我于2003年6月，就经医院诊断患有尿毒症，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而今年龄已高，又大病缠身，上帝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回顾我的一生，除了与你的爱爱仇仇，我没有值得遗憾的地方。”王立军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王海洲在信中说：“近闻你的工作突飞勐进，你领导下的重庆市公安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抓了一万人，说是还要抓十万人，车前之鉴，立军你要当心……”

　　“墙里开花墙外香”

　　在铁岭从警近20年，王立军在民间得到广泛赞誉。调兵山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本报记者说：“他是我们这里走出去的英雄，人挺好。”铁岭的一个市民也说：“他对我们老百姓特别好，打击犯罪有力度，在铁岭的时候，连街上收破烂的都去给王局长送西瓜。”

　　耐人寻味的是，在王立军的前同事的眼里，则有着另外一种形象。

　　现年72岁的王秀英曾任原铁法市公安局治安科副科长，她告诉本报记者，铁法市公安局前身是铁法矿务局公安处，1985年成立铁法分局时，王立军进入公安局，属临时借调，非正式警察。在王秀英的印象里，那时候的王立军“在领导跟前很会来事，能干，也很勤快。”每逢节日，矿务局各单位抽出人手，由王立军带队，以便衣形式流动性维护治安，公安局还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王立军利用他在00419部队的关系，搞了一些床和被子，这些人统一住在那里。“大家就都说王立军行啊，都是他自己干，也不用领导操心。”

　　在治安科工作期间，“王立军胆子比较大，有点狠劲，有时把玩纸牌的农村老太太抓来，抓住小偷什么的，打得比较厉害。”王秀英就对王立军说，“老太太玩纸牌，不要那么打，她岁数大了。” 王立军留给王秀英的印象还有“确实有才”，她记得王立军当时手里有很多证件，包括书法协会的一种证，甚至持有律师证。

　　当时的治安科民警周平则记得，在治安科期间，王立军曾搞砸过一个案子，之后就不让他搞案子了，王立军整天呆着没事，1988年前后，因为跟另一个治安科民警张文奇打架，公安局党组开会，要把王立军辞退，后来还是王海洲说情，说这孩子不错，再给次机会吧。后来局里成立巡逻队，由王立军带队巡逻。在巡逻队呆的大约一年半时间里，“王立军就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平了，落住了脚，并入了党。”

　　后来王立军被派到晓南派出所当副所长，主持工作。王秀英回忆，当时晓南治安很乱。王立军去了，就给压下去了，“铁法市几次执行枪决，每次都会有晓南的几个犯人”。因为在晓南工作成绩突出，王立军被“树”了起来，到处“讲用”，全省公安系统都要学习王立军。王秀英说，有一次，铁法市公安局科级、股级以上干部听一个关于王立军的事迹报告会，“听着听着全跑了，都说这是啥时候的事，怎么不知道啊。”

　　“当时我说过一句话，王立军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周平说，“因为他究竟干啥了，咱也没看着。但是，我佩服他，他很敢说。比如，我说鸡蛋是带把的，是树上结的，这话你敢说吗?他就敢说。”

　　曾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忠安这样评价铁法时期的王立军：“说啊、写啊、语言表达能力都可以，但有时干了二分的事，能说成七八分甚至十分，当时局里对这有意见，就是‘讲用’夸大事实，全局干警意见很大，党组却压下了，说这是铁法市的光荣，能提高铁法市公安局的知名度。”

　　民族身份存疑

　　在王海洲看来，王立军在铁岭的一些行事方式，放之于后来，一以贯之。1995年铁岭“919”打黑，是王立军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不久进行的，当时他还兼为刑警支队长。“抓了1000多人，不用铁岭看守所拘押，而是用军分区一个部队营，单设监狱。后来抓捕、判刑21人，其余的人，都是用保证金取保候审，罚款，几千万呐。”王海洲说。

　　周平回忆，2000年他在沈阳住院，结识了辽宁省某厅厅长，聊及王立军，该厅长说：王立军这么出名，为什么在辽宁起不来，因为他在辽宁省有争议。

　　至今存有争议的还有王立军的民族身份问题。

　　在一些媒体报道中，王立军被描述为蒙古族，“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真实’，巴特尔是‘英雄’，整个名字的意思是‘真英雄’。”本报记者见到的一本王立军亲笔签名赠送给友人的介绍其事迹的报告文学，就引述王立军的话说：“我是蒙古族人，从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是那里的山山水水和沙漠的风给了我强健的体魄，并铸就了我骑手般的粗犷和豪放。”

　　周平告诉本报记者，当时铁法市公安局曾派人到阿尔山进行过两次“外调”，一次是因为王立军的入党问题，另一次则是针对王立军的十四大代表资格问题，负责入党外调的是孟凡平，后来又去的是已经去世的卢国清。

　　当本报记者在调兵山见到孟凡平时，他以“不想卷入这个事”为由，不愿多谈。孟凡平说：“我是受公安局委托，跟市委组织部的一个人一起去的阿尔山，就是为了王立军的民族问题，当时社会上对他的民族和学历问题有非议，回来后，我们向市委做了汇报。”至于调查结果，孟凡平表示“不记得了。”

　　王海洲告诉本报记者：“十四大召开之前，需要一个少数民族指标，王立军突然就变成了蒙族，后来他是以蒙族代表身份参加的十四大。”

　　周平则回忆说：“我记得外调人员卢国清回来汇报情况，说王立军应该是汉族。他出名之后，却成了蒙族。我们就产生了怀疑，怎么就成蒙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