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发酵后，中宣部向全国媒体发出禁令，要求编辑记者“不得继续在网络上发言支持南方周末”，但媒体编辑们则是“道高一丈”。新闻大户网易网站用五条“今日焦点新闻”组成了“藏头诗”：南方周末加油。《新京报》网络版1月9日，头条为《我们还是在被动的位置》，曲线声援《南周》；第二条则是散文《南方的粥》，文章写道：“一碗热滚滚的砂锅粥，来自南方大地，……它似乎也有一颗勇敢的心，……告诉我们安慰和爱的力量。”《潇湘晨报》用四篇评论围住一巨幅广告，广告词为：拨打96360，订购除虫灭害服务，“杀光”为止。
媒体的隐曲表达是逼出来的。“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人长久积累的不满与怨愤的集中爆发，因为在中宣部的管制下，中国媒体已逼退到隐晦的“甲骨文”时代。
2010年“两会”期间，发生了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女记者录音笔事件，中宣部对此下令让媒体噤声。我不知此情，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电子信，质问他们“为什么哑巴了？”没想到编辑却很认真地给我回了一封信：“您说我们没有反映李鸿忠事，也是。不过也不尽然。因有明确禁令，不能违犯。但我们曲笔传达了。请您花多几秒时间回味下面这个漫画及小学生来信。”那幅漫画的标题是《新款录音笔:超级防抢》，画面是一只手握住一支带有钢刺的录音笔，录音笔的铁链子铐在那只手的手腕上；小学生来信的标题是《做错事就该道歉》。
面对中宣部多如牛毛的禁令，各媒体不得不在字里行间玩起了文字游戏，用双关、隐喻、联想等手法，隐曲地来传递可怜的真实信息，以求得良心上的安慰。7∙23动车惨案第二天，中宣部就下令，要求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报导主题，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不要做反思和评论等等。7月29日，遇难者“头七”当天，中宣部下达了第三道禁令：鉴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媒体、网站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导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导，不发任何评论。这道禁令致使上百家报刊连夜撤稿改版。但是，7月30日这天，多家报刊依然刊发了已经编辑好的版面，或以“甲骨文”的方式与中宣部博弈：
《厦门商报》头版用火车头穿插巨大的“恸”字，配以着名学者易中天写的悼诗“同车的你”，读来催人泪下。电影人程青松在微博上评价道：“我听到的是号角声”。
《新京报》头版头条是一条气象新闻：“七日雨未绝，一日两预警”。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在微博上公开而自豪地承认这是借气象指桑骂槐。
上海《青年报》头版开天窗抗议，只放了一张温家宝鞠躬的照片，以及出事动车D301和D3115两个编号，最下边则是一行小字：2011年7月23日20:34。独特的版式胜过千言万语。
上海《东方早报》也罕见地以纯文字、大幅留白、变换字体大小的方式，摘录温家宝答记者问：“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救人。铁道部是否做到，要实事求是回答”。
中国媒体不但已经被逼退到“甲骨文”的时代，也被逼成“梁上君子”，被逼到“躲猫猫”的游戏中，被逼得用诗歌、天气预报、广告、漫画、字号、天窗来代替新闻。
然而，在1月4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提问发言人华春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宣传部删改，是否有悖于中方提倡的新闻自由？”华称“不了解具体情况，这也不属于外交事务……但在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华春莹的谎言欺骗了世界。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专访时披露：“2003年初萨斯（SARS）盛行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有时一天多达30多条，甚至对头版等重要版面稿件内容、排版位置及标题字型大小、图片的规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确规定。”“直接由官员打电话去报社某一个负责人，单线跟他联系。然后指示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样做，不准说他们是谁指示的，这是谁下令的，反正你们就执行。……所有人事任免、去留都操作在他手中，他们就利用利益的杠杆来进行调控，秘而不宣，但是非常的有效。”
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是由体制决定的。《南风窗》总编朱学东在《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离职启示录》中说：“近十年间无数的天才的报人折戟沉沙，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心怀理想的报人，最终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体制内’的怀抱，洗白‘体制外’的身份，无外乎三个宿命：或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或偏安一方，潦倒终身；再或是佯狂装傻，架鹰走狗！”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市场化媒体负担沉重，不仅要养活报业集团，而且顶着“党”的管制、打压，还担负起了拉动中国社会运动、拉动中国迈向公民社会的历史重任，包括启蒙民主思想、诠释普世价值、推动法治、普及公民意识等等，可谓戴铐前行。
在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有良知的媒体人，既勇且智，他们洞晓“红线”和“底线”，充分利用现实中的疏漏和缝隙，尽可能地披露真相，说真话，承担媒体的责任。但是，中国毕竟是“党天下”，有良知的媒体人不断遭到整肃，而且愈演愈烈。2011年，中宣部发布新闻报道十条禁令，舆论空前收紧。
中国的一部分媒体完全属于“党”，它们只对“党”负责。但是，大部分媒体是双轨制，它们在经济上靠市场，因此要对社会、读者负责，否则办不下去；但同时，它们在政治上，又受“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和管控，如其有人事任免权、决策舆论导向、布置宣传任务、进行新闻审查等等。一些媒体人自嘲：下半身在市场，上半身在体制。
正是这一部分媒体人对新闻自由有更强烈的要求，对中宣部的管控更反感，内心有更强烈的抵制情绪。此次南周事件，正是媒体人要求新闻自由、反抗当局管制媒体的体现，他们不接受永远用“甲骨文”的方式报道新闻、表达意见。因此这是一场媒体人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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