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关政改的“公投”已逾70万张票，一时引起广泛关注。在各方为缓和中港矛盾努力之际，胡锡进领导的《环球时报》不合时宜地发表一篇题为《香港69万人非法公投：再多没13亿人多》的社论，以批判香港“6·22政改公投”非法为名，警告港人香港人再多，也没有内地13亿人多，暗示香港的民意对中央来说微不足道，摆出一副仗着人多“打群架”的姿态。该文既出，不但在香港引发巨大反弹，甚至也激起海峡对面台湾人的哗然。该文还迫使中央扶持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开腔反对，首次针对内地官媒提出批评，指出任何人均不应该把香港市民与中国大陆人民对立起来，并为香港民众声明：“投票不是违法，相信投票的人大部分不支持‘占领中环’这些违法行动。”
《环球时报》作为大陆官媒中最具影响力的舆论符号，该社论内容难免会让人误读这是中央政策的导向。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锡进此举非但没有为解决香港问题带来任何建设性意见，反而制造了新一轮的舆论冲突。仔细反省，在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上，本应谨慎中立、维护大局利益的《环球时报》却发表如此简单粗暴的言论，与胡锡进这个“领军”人物不无关系。
首先，胡锡进带领的《环球时报》长期存活在传统文宣体制里，他们保持着僵化的思维难以改变。由于大陆文宣系统受到官场思维浸染，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官媒高高在上的心态，以为自己就是中央精神。当面对这种陆港关系紧绷而混乱的情况下，“敌对思想”便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因此，胡锡进可以在社论中冠冕堂皇地“绑架”13亿中国人。只是，他这种以“大陆人多力压香港”的“打群架”思维，不但败露了自己的头脑简单，还暴露了其眼望高层而忽略民众意愿的政治投机心态。
其次，这个不经大脑的社论与胡锡进媒体人的职业操守有密切关系。胡锡进在微博中教训年轻人要以理性而闻名，但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丝毫看不到理性。这种手握舆论工具而对他人攻击的行为，其实是在制造舆论暴力。另外，作为公众人物，在舆论出现强烈对抗意识的情况下，多是站出来解决分争，为双方达成和解而努力。但胡锡进却常以煽动情绪、火上浇油而闻名。譬如，由于胡锡进领导《环球时报》经常发布一些有失专业水准的报道文章，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舆论大骚动，不但遭到同行的口诛笔伐，网民也批《环球时报》“一贯造谣成性……唯恐天下不乱”。有观点称，胡锡进一直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敌对思维引起各方矛盾，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亵渎了媒体人的称谓。可悲的是，胡锡进一直难以摆脱这种恶习，再次擅自代表中央，激化陆港矛盾也再次点燃了各方的怒火。
最搞笑的是，胡锡进在气势汹汹地祭出“13亿中国人民”时，大概根本就忘记这13亿中国人中也包括了香港人。胡锡进在不久前访问香港的讲话中鼓吹他有“两个老板，一个是党和政府，一个是市场的群众”。香港人不在他的13亿内，自然不是他的“老板”，也就当然用不着客气，反而可以扮成“主子”过过教训的瘾。
说到胡锡进访港，有一个背景颇值得关注。有报道称，4月1日，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遭听众抗议。一位教授在问答环节询问在场有多少人不认同胡锡进的观点，当时有一半听众举手，之后该教授倒是很文明，没有向胡锡进“掷鞋”而是提着鞋从第一排经胡锡进面前走出演讲厅，以示抗议。这在香港舆论界一时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胡锡进在自己的博客内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在目前中港矛盾的关键时期，《环球时报》发表这样一篇社论无疑是愚蠢的。作为熟悉中国政治的胡锡进此时不遗余力地激化大陆和香港的矛盾，是不是因这次“脱鞋羞辱事件”而对香港人怀恨在心，于是借公器狐假虎威，批港人公报私仇呢？这个固然是猜测，但是胡锡进作为公众人物，并且拥有强大的媒体工具，舆论影响力得天独厚，却没有利用媒体对社会作出正面引导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不良的政治投机和根深蒂固的“斗鸡”心态，与这种挟私报复的表现也是一脉相承。
胡锡进极左而激进的态度，会误导中共，也会误导中港和台海两岸人士对中共决策的认识。也正是这种极左思维，在香港今天的乱局中负有相当的责任。多维社论在《唯有解放思想才能让香港走出迷茫》一文中提出，要警惕并打击影响中港关系的极左言论和政治势力。胡锡进利用媒体裹胁民意，发表不负责任的激进言论，使内地与香港更加对立，就是北京应该严厉处置的极端意识的对象。打击这类不负责任的极左势力，亦可为解决香港问题剔除不必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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