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怕中纪委 周永康被吓瘫

　　1978年，因“文革”而瘫痪的中纪委在重建之初，时任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黄克诚曾担心，一些案件可能中纪委再三督促地方党委也不办、不答复，考虑要请《人民日报》帮忙。而如果有些事《人民日报》也推不动，就要请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帮忙，“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就只是‘养老院’了。”三十多年过去了，黄克诚的担心并没有出现。尤其在十八大后，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努力下，中纪委成为中国最具有实权的反贪机构。尤其是对于徐才厚及周永康案件的查处，更夯实了中纪委在中国政坛的政治地位。

　　伴随着巨大威望到来的是争议。纵观今日之舆论场，对于中纪委大柄在手的猜忌不断，特别是地方纪委在对官员“双规”时进行刑讯逼供而导致被调查官员伤残的事件，更是屡屡见诸报端。甚至在2012年对薄熙来审判时，他在法庭之上公开抨击中纪委“逼供诱供”。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和王岐山对纪委的“改造”就显得恰当而必要。尤其是此次在对徐才厚案和周永康外围案件的处理中，中纪委是如何发挥好自己“御史”职能的？“双规”制度是否“已死”，越来越少地被使用？在对违纪官员的通报上是否也越来越遵循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监察制度的变化犹如“御史在途”，正在对外慢慢释放信号。

　　频有官员“双规死” 薄熙来曾公开不满纪委

　　对于中纪委这两年的反腐成绩，各方品评已然不少，实在没有必要“锦上添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纪委行事无瑕，恰恰相反，在过去两年间，对于纪委部门的负面报道频频出现。

　　最轰动一时的就是2013年在薄熙来一案审判过程中所透露出的信息。由于这次审判出乎外界意料地被安排为公审，因此很多信息也在第一时间被媒体披露。在庭审过程中，薄熙来当庭“翻供”，称自己在接受中纪委审查时，自己的笔录是在“一是对我不正当的压力的情况下写的。第二是有明确的诱导因素”，因此希望法庭不予采纳。此外在庭审中，薄熙来描述道，办案机关对他讲，“如果你态度好，可以保留党籍，其实中央对你的态度还是有保留的，态度好就是主动提供两个大单。”薄透露，侦查机关七八次跟他提到，王怀忠贪污几百万就是死刑，而刘志军一个多亿都保住了生命，就是因为“态度好”。薄还表示，办案人员几次提示，如不配合就发红色通缉令抓薄瓜瓜回国受审。薄提出，正是上面这些因素，使其“违心”作出了供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薄熙来用一句中国俗语告诉法庭，“我感觉自己一身系两命。”薄熙来的这一自辩，在官方发布的庭审笔录中被删除。在另一处，薄熙来又说，“这已经是一个悲剧。对我是一个悲剧，对开来是一个悲剧，我不希望有关方面再用这种审判手段，再把我们家庭的仅存的一点……（温暖和亲情）压碎。”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确定薄熙来对于纪委部门的这项指控是否属实，不过这中间透露的信息被很多中国人所相信，他们认为这符合以前纪委的“行事风格”。而中共方面在当时对此也极为紧张，当陆媒在用“薄熙来当庭翻供”报道这则新闻后，传闻称中共开始禁止他们使用“翻供”，并删除薄对纪委的批评。

　　但是不时仍有官员在“双规”期间死亡的消息被媒体报道。仅在2013年4月至6月两个月间，就有三起官员在“双规”期间死亡的消息。4月9日，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在“双规”期间死亡。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照片显示，死者全身有多处红色瘀斑，家属质疑死者曾遭刑讯殴打。4月23日，河南三门峡中级法院副院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6月19日，48岁的湖北黄冈市黄梅县地震局局长钱国良“双规”期间死亡，照片显示钱国良全身包括脸部呈黑紫色，满是伤痕，有些部位呈腐烂状。这些死亡案例虽然被一些网民视作“罪有应得”，但是更多的声音将其称为“罪不至死”，对纪委部门表示不满。

　　双规震慑威力大 传周永康曾被吓倒

　　上述事例可见，无论是薄熙来，还是普通官员，对于“双规”有着一种天然的“恐惧”。1993年至1998年之间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曾说过，反贪侦查有十八般武艺，即刑事拘留、监视居住等五种强制措施和传唤、讯问等十三种侦查手段。但是对于纪委部门而言，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双规”，即要求被审查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个阶段，被调查的对象吃睡都在一个房间里，另有武警或其他办案人员24小时陪同监控。较为重大的案件或级别较高的查处对象，对其调查办案的场所通常都是在不对外营业的招待所或办案中心进行，这种场所连外围都戒备森严，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作为中共党内审查违纪党员的一种手段，这个在1994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明文规定的措施，对于惩治官场腐败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首先可以防止那些上下串通的官员在调查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互相串连、转移赃款、销毁证据；其次，采取停职隔离，也能促使更多知情人透料，否则只要他们仍然在位，知情者就不敢大胆揭发。多年以来，不计其数的贪官都是在“双规”期间“缴械投降”的。

　　此外，“双规”的更大作用在于震慑。因为在中国司法体系下，检察院并不具有在政治上的全局性和权威性，而中纪委书记位列常委，因此它才是反贪机构的“龙头”。中纪委所要调查的官员，才表明他在政治上已经彻底“死亡”，从中也可以理解为何有传2013年，周永康和他的妻子在接到中纪委宣布中共中央对他的问题展开调查的决定之后，周永康当场昏倒、瘫软在地。另有媒体援引中纪委人士消息称，在“双规”办案期间，办案人员不会称呼查处对象的原有职务，在开除党籍前，客气一点的，会称其名字加“同志”二字，次之，以姓氏加“老”字相称，比如对徐才厚，就会称呼其“老徐”，而对薄熙来的查处，办案人员一直是直呼其名。可以想象，这些官员在位之时前呼后拥、毕恭毕敬，如今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被勒令交代自己的问题，被当做平常人甚至“阶下囚”相待，可见这种心理上突然的巨大反差和“尊严”上的失落，对他们的刺激之大、震慑之强。

　　纪委调查太过神秘 被批违宪

　　然而，随着公众人权法治观念的增强，加上上文所说的行刑、逼供甚至导致死亡的事件屡有发生，“双规”是否还应该存在，如何“双规”成了新的话题。法学家们认为，“双规”是中共对党员的党内调查，但党员也是中国公民，纪委作为党务机构，并不拥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更不能越俎代庖，代行司法机构的职能。因此，“双规”实际上与宪法精神相违背。

　　在质疑声中，最多的还是对“双规”的神秘性的不满。通常受审查者被带走后，其同事、亲友都不知其下落，直到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开庭审判时，受审查者才重新露面。在黑箱作业下，很容易发生诱供、逼供，如果说薄熙来这个曾担任政治局委员的前中共高层都曾面临逼供诱供，中下级官员会面临什么情况就不用说了。“双规”中“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这种概念极具模煳性，大部分情况下，中纪委可以无限期地扣押及审问任何被怀疑违法的官员，软禁可持续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直到涉事官员崩溃，或调查人员收集到足够证据坐实案件。这种非规范性的党内程序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双规”徐才厚时为何未对外公布

　　当然，我们对于“双规”优劣的盘点，并不是要对任何一名涉嫌贪腐的官员表示丝毫同情心，只是因为作为中纪委重要调查手段的“双规”，其变化能够展现出习、王在反腐大潮中，对于纪委和贪官这一对二元对立的关系。对于文章开头所说的纪委所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可能毫不知情，因为当舆论在评价今天中国官员如何发生变化的时候，事实上纪委部门也在进行着自我的革新，而这些变化，今天已经初露端倪。

　　对于这种迹象的观察，就以当下最热的徐才厚案入手。首先，在6月30日官方对于徐才厚案件的通报中，明确表示了徐是在今年3月15日开始接受调查的。结合4月初解放军高级将领表态效忠和6月王岐山“神隐”一个月的新闻，可以得出一条时间线：3月徐才厚被查——4月初军队将领表态——4月中旬对徐正式双规——5月调查——6月王岐山主导审查报告——6月30日正式向社会公布，党内处理结束，移交军事检察机关，正式走司法程序。也就是说，从双规到移交司法，官方对徐才厚案的处理仅仅用了45天左右。当然，在统计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一共公布的落马的36名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王永春、李春城、郭永祥、郭永明、陈安众、廖少华、刘铁男、倪发科、李达球、王素毅、季建业、陈柏槐和童名谦共16名落马官员已经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构处置。其中徐才厚并不是最快的，速度最快的是童名谦。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从宣布其接受组织调查到被“双开”，只有15天。李春城用时最长，为17个月。但无论如何，徐才厚案在“双规”一开始，没有对外界透露任何消息，就显得与众不同。

　　且举几例以作辅证：在同期被宣布移交司法的蒋洁敏，是在2013年9月1日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冀文林是在2014年2月18日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苏荣是在2014年6月14日被通报接受调查。在几个高官中，李东生比较特殊，对他的调查结果并非由官方公布消息，而是在2013年12月20日由新华社记者首先透料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党内调查，5日之后，中纪委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证实。

　　虽然这几个官员职位有高有低，案件性质更是各有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接受党内调查之时，中共方面就已经公之于众。而徐才厚为何不同，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徐才厚已经不担任任何公职，不像这几位高官一样仍在位上，对他的调查不应有任何影响，也就不必公布。其次，徐才厚案件的性质和重要性也与这几个落马高官截然不同，为了保证案件调查的顺利，这种“突然绝杀”的方式似乎也就更能快刀斩乱麻。

　　不过从习、王的角度去思考，对于徐才厚如此处理，可能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源于他们对中纪委的要求。因为原本在1978年12月中央纪委成立和1979年初彭真主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已经确立了此后两者各自的性质分工：纪委负责违反党纪、政纪，检察院监督的范围是犯罪。1986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又进行了重申和机构调整。但是在1997年前后，纪委和检察院在重大职务犯罪上的关系成为纪委立案调查，查清事实，然后移送检察院，反贪局实际仅作为纪委的预审机构出现，检察院独立发现重大案件、立案侦查的比例大幅下降。

　　但是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2013年11月份，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向媒体证实，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查处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会回到司法途径，移交检察院。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也披露：“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由中纪委先办案，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程文浩和姜明安都是备受当局器重的法律学者，前者是反腐问题专家，后者则专攻宪法。而姜明安是参加最高检察院的会议后作上述表述的，突显消息的可信性。有分析曾推断，推行多年的“双规”将面临改革，而且已被提上中南海的议事日程。

　　如果说这两个学者被认为不能代表官方态度的话，那重新翻阅被认为是习近平政纲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明确地提出，“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更何况，即使在民众的观感中，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在报道对于贪腐官员的调查时，也越来越少地使用到“双规”这个名词。虽然以往官方在通报案情时也不会使用“双规”，虽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双规”将会告别历史舞台。但是这种迹象还是显示，在反腐治标渐入尾声，治本渐入佳境之时，习王所说的制度体系和治本，不仅仅是预防官员贪腐，更是要求在调查官员的过程中，部门、手段和流程的规范化与法制化。

　　“通奸”表述中性 中纪委不落口实

　　在这两日通报的官员贪腐大案要案中，还有一个关键点可以证明这种推断。那就是在这其中有五例都提及“与他人通奸”行为，以至于“通奸”一词瞬间成为大陆网络上的热搜词，致使中纪委官网刊文解释“通奸”一词含义，更被媒体梳理成今年以来“通奸”频繁出镜热词。以往，中纪委在通报官员违纪涉不正当男女关系时一般使用“作风腐化”、“道德败坏”或“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词。比如2013年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中纪委通报其案情时，表述为“道德败坏”；薄熙来和王立军，都被通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查阅中共党纪发现，上述措辞并非有据可查，而“与他人通奸”则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明文规定。

　　既然中纪委都专门刊文解释“通奸”一词，可见在这番用词上他们并不是随意而为的，是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这或许可以用两点来解释。一是使用“通奸”，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在法制观念日益完善的今天，不至于落人口实。二是“通奸”一词从语感上说，也更为中性，而“作风腐化”、“道德败坏”或“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词，则更多地带有“色彩”在其中。这也意味着，此后中共在处理类似问题上将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表述，而这恰恰就是中纪委正在出现的向好变化。　　(王雅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