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红与黑二：他是权力的信徒

 

　　无法知晓周永康为何要报考北京石油学院。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在两位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和李四光的主持下，勘探队员在松嫩平原上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这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成为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奋斗象征，也激发起一个江南水乡农家少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抱负。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石油起家

　　1985年，43岁的周永康从盘锦来到北京，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担任部长的老领导王涛在石油部新班子里搭档，全面主管生产工作。

　　“周永康从辽河走的时候，一个人没带。”一位辽河油田子弟对财新记者回忆说。

　　周永康到北京后，妻子王淑华被安排到中石油勘探研究院当档案处处长，后来又调到中石油北京燃气公司。一家人住在学院路20号的石油大院，这里正是过去周的母校北京石油学院的老校区。“周永康喜欢游泳，所以石油大院的游泳池办得特别好。”

　　1988年，石油工业部撤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出任副总经理。期间，在1989年到1990年，周永康还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以及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这两年，周永康在塔里木、东营、北京三地跑，还多次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周永康挂帅塔里木石油大会战，此前一两年就有伏笔。1987年5月，宋健等中央领导到塔里木盆地视察，石油部接到通知后，党组决定由周永康到塔里木进行陪同。6月6日，周永康在距库尔勒约60公里的库南1井上向中央领导介绍了钻井体制、设备和工艺技术等情况，并于次日在塔里木油田南勘公司召开会议，就落实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做出工作部署，“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进度，争取尽快有重大发现，工作进程要加快。”

　　1988年12月，石油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报告》，提出在石油部下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由周永康兼任指挥。他在塔里木会战动员会上宣布，将调动全国油田的力量，包括新疆、四川、大庆、辽河、中原石油管理局在内的11家油田单位参与。

　　1989年3月9日下午，周永康带领指挥部班子成员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转赴库尔勒，塔里木会战拉开序幕。

　　周永康在王涛所著《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一书中作序称，塔里木会战中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实行甲乙方制度、招投标制度等现代企业制度。

　　在王涛的主导下，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中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中提出，石油工业要采取“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在保持东部老油田稳产增产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快塔里木地区等西部新油区的勘探开发。　　即便在塔里木会战总指挥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多，周永康还是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视察，部署工作、鼓舞士气。据王涛所述，当时从盆地边缘到中心沙漠腹地只有沙漠车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周永康有一次上井队检查工作，遇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暴，飞机无法起飞被困在沙漠里。

　　王涛在书中回忆称，1989年5月，有同志向指挥部反映，个别乙方队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周永康对此非常重视，立即让总公司审计局派人来塔里木探区调查，对审计出的问题予以公布，并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做出处理，此事对甲乙方震动很大，及时遏制了违纪违规的苗头。

　　到1993年，塔里木盆地发现6个油田，探明石油储量2.8亿吨，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160万吨。

　　在胜利油田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周永康与自己后来掌控石油系统的大将蒋洁敏第一次有了交集。当时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领袖”，出身孤岛采油厂的蒋洁敏是其中之一。

　　1996年12月，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涛辞去中石油总公司的职务，并由当了11年副手的周永康接任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1997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总公司新老班子成员。同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决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还是在塔里木和胜利，他能够拍板做事情。客观的说，他非常适合做一把手。”一位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表示。他举例说，中石油总公司开会，周永康会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完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他最后一定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就是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周永康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1993年，中石油开始搞国内油气区块国际招标合作，并探索海外油气勘探开发，1997年前后中标了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开启了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去”的征程。尤其是1996年开始的苏丹尼罗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扩张的首次试水，并为中石油培养了大批拥有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的后备人才，现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周吉平和中石油股份公司总裁的汪东进，就曾担任该项目的首任和第二任总经理。

　　1994年4月13日，周永康与陕西副省长刘春茂共同签署“4·13协议”，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产生。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王涛在石油部和中石油总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14年，其中在中石油总公司11年，直至退休年龄卸任；而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晋升中央部委，他的快速跳跃令人应接不暇。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是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周永康入阁担任第一任部长。

　　从1998年3月到1999年12月赴四川就任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国土资源部不到两年时间。一般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镀金”。正部级的石油部撤消后，中石油总公司继承衣钵，套上了正部级，但1998年的再次改制之后，三大石油公司本身都是副部级央企，虽然在经济上垄断着巨大的稀缺资源，但在政治序列中处于劣势——接替周永康的马富才在2003年11月的十六大不过是候补中央委员。因此，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一个正部级的内阁成员对周永康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过渡机会。

　　但要完成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局等部门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周永康在国土部完成得很顺利。他不仅敢于对部门整合中的繁杂问题进行决断，而且用一件事就牢牢笼络住了手下干部的心——盖房。

　　“当时被部委干部谈论的有两个审计报告，一是体育总局把申办奥运的一部分钱拿来给运动员盖宿舍，另一个就是国土部把勘探事业费拿出来一部分给职工盖房子。”一位国土部干部向财新记者回忆，周永康到国土部后，大家反映国土部的住房比石油部的小得多，教授级高工还没能住到两室一厅。周永康听了觉得这怎么行，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出了盖房子的决定，起码要解决高级工程师以上的能住两室一厅以上的房子。

　　三年川督

　　2002年12月5日，周永康与接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举行交接仪式，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准备赴京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满脸笑容，踌躇满志。

　　此时距他到四川任书记接近三年。周在离任讲话中，称自己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经历“深受教育，终生难忘”，并许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将尽心尽力地关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在周之前，四川政坛向以本地官员为主，周永康的空降，给四川政坛带来一缕新风：他首次把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在四川这个传统农业大省大力提倡现代农业，强势抓安全问题且颇见成效；他提出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2000年至2002年四川的GDP分别为4010亿元、4421亿元、4875亿元，增幅分别为9%、9.2%、10.6%。

　　30多年石油系统的锻造磨砺、一年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经历，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历练，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腾飞，这与其强势能干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

　　“周永康很雷厉风行，一改以前四川干部管四川的状况。以前四川就是农业大省，节奏慢，他过来之后提出一些新思路。”一位长期跟踪四川政坛的人士称。

　　其一是将信息产业定为“一号工程”，这为成都今后的ITC产业（信息通信技术）集群成为全球性基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永康的特点是抓产业落到实处，他提出，“一号工程”要靠一批骨干IT企业来支撑。

　　2001年1月，周永康参加了西部地区第一条模拟集成电路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的奠基仪式；一个月后，他亲自接待了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伟锭，拉开成都与英特尔的艰辛谈判；2001年底，周永康还与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视察了天府热线西部数据中心，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成都要搞“数字城市、电子政府”。

　　2003年，也就是周永康离开四川后不久，英特尔宣布英特尔投资3.75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建立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这创造了当时成都外商投资的金额记录。之后，英特尔三次增资，目前，世界各地用户所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每两台中就有一台配置“成都制造”的英特尔芯片，成都已成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扎根成都10年的英特尔领头羊地位也让供应链各环节发生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富士康、戴尔、仁宝、联想、德州仪器、纬创等布局成都。截至2012年，世界500强IT企业近50余家落户成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周永康13年前的一号工程，为如今的成都开拓出了这个支柱产业。

　　其二是提出现代农业。一位知情人士称，四川是农业大省，长期以来缺少抓现代农业的思路，虽然以前也提过以工业手段管理，但是周永康提出现代农业，把南充“凤垭山模式”（土地流转为核心、“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广安市唐燕子模式（农户出地、公司出种苗管理，按照效益四六分成）树立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三年间，四川省农林牧渔的产值增加了11%。

　　其三是抓旅游。“峨眉山天下第一山是他提出来的。”一位接触过周永康的人士称，当时四川与云南相比，硬件软件落后十年，景区管理混乱，宰客问题严重，“两会上有人向周永康反映这个问题，他说这一年的变化很大，你可以再去看看”。

　　其四是抓安全问题。他2000年刚上任之后，水上沉船等特大事故频生，半年死了3000多人。“据说周永康很生气，把省长批得够呛。”

　　2002年的四川省“两会”上，周永康第一次提出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他雄心勃勃地说：“和东部及沿海一些地区两位数以上的发展速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说，差距还在拉大。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奋力追赶，才能实现新的跨越。”

　　周没能领导四川人民实现这个跨越，他很快就获知将被调往中央。最先的消息是副总理，之后是公安部长兼政法委副书记。很难知道周永康从内心更倾向于哪个职务——都将一步迈进政治局，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未来的道路迥异。

　　最终是后者。据说中央高层认为，“9·11”后安全形势复杂化，必须有强力人物执掌公检法司和安全、内卫等国家机器部门，周永康出身的石油战线也是半军事化管理，又与政法系统关系不大，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候选人。“中国石油多少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搞大会战。独臂将军余秋里管石油的时候，完全是军事化作风，电话响三声必须接。”一位知情人士称，周永康是从辽河油田最基层一步步干起来了，手腕刚柔相济，除了没有法律背景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

　　三个官场棋子

　　事实上，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延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他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刚到四川，周永康就手腕强势，敢于从人事上开刀。一方面，他将对“现代农业”模式提出质疑的遂宁市委书记等官员换掉；另一方面，周永康力排异议，接受了有人举报的李崇禧的输诚靠拢，将其从阿坝州简拔到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显位，并于同年12月再进一步，进入四川省委常委班子。2002年5月，周即将离开四川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关键性岗位，在班子中的话语权大增。

　　同样，从哈尔滨调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春城虽然与原市委书记不和，却获得了周永康的青睐赏识。从2001年5月升任成都市长，到2011年9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再没有让成都离开自己的手掌心，其长达十年的省委常委职务，亦使其在全川政务中也拥有相当影响力。

　　周永康从北京空降四川，随同的只有从国土部带去的大秘书郭永祥和小秘书冀文林。两人是周真正的心腹。1949年出生的郭永祥是山东临邑人，1972-1998年在胜利油田和中石油待了26年。1998年7月，他随周永康到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担任办公厅主任；2000年1月，周又把他带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2002年底周永康荣升政治局委员上调中央，带走冀文林，将郭永祥留在了四川，并帮助郭永祥晋身四川省委常委。

　　“二李一郭”三名周派干将中，职务最高的是四川地方实力派干部出身的李崇禧。李崇禧大学毕业后进入省纪委系统干了13年，1995年短暂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任职，1996年3月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担任了四年州委书记。加入周永康阵营后，李崇禧从2002年5月起担任了近10年省委副书记，历经周永康、张学忠、杜青林、刘奇葆等四任省委书记，其中又有五年兼任省纪委书记。

　　李崇禧在四川官场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他城府很深，很谨慎，不苟言笑，在纪委系统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称。

　　有多年秘书经历的郭永祥则向以笑脸迎人。一位在国土部的领导秘书称，他印象中的郭永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述四川官方人士认为，郭永祥“一看就是官场老江湖，圆圆脸儿，见谁都笑嘻嘻的，八面玲珑。据说也很仗义，可以帮些小忙。喜欢京剧，记忆力很好，口才也佳，脱稿讲话时引经据典，思路清晰。”

　　“他知道领导怎么想，事情和领导怎么说能成。”另一位信源透露，郭永祥在四川官场人脉很好，可以称得上是“大哥”级人物，连成都当地的高官都把他视为大哥，“他在四川被视为周永康的眼线，在一些事情上可以牵线搭桥”。

　　郭永祥最成功的一次牵线搭桥，可能是为周永康和蒋洁敏之间拉上关系。郭永祥与蒋洁敏1972年12月同一批招工入胜利油田，而且一起分到了孤岛采油厂。两人都是鲁西北人，郭永祥比蒋洁敏大5岁，比较早离开作业队，在采油厂做宣传干事，后又调到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对蒋洁敏多有照拂。在周永康离开中石油，需要在中石油内部找代理人，而蒋洁敏谋求上位，需要奥援震慑中石油大小山头的时刻，郭永祥在蒋与老领导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润滑和黏合作用。

　　周上调中央后，郭永祥继续留任了两年多省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2006年1月始担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林业、水利、防灾、扶贫开发、民政、计生等部门。此后据说因一次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仕途受到影响，2007年5月退出省委常委之列。2009年郭永祥年满六十，在仕途结尾，古文功底深厚、喜好文艺的他选择了省文联主席一职，当时还被传为美谈。

　　“二李一郭”中，仕途最被看好的是李春城。1956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曾担任过四年的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1995年，39岁的李春城晋升哈尔滨市委常委，成为正局级干部。1998年12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尔滨副市长调任成都市副市长。

　　2000年1月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审时度势，靠拢站队。2000年8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个月后，重新杀回成都升任市长。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翌年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仕途一片看好。

　　决心大干一番的李春城，2003年即启动了闻名全国的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获得国务院改革试点批复，其内涵涉及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农民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这一创新之举需要各部门的协作才能推动，不仅仅是公安部门搞户籍改革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城市来学但效仿不了，这也突显了李春城的创新意识和很强的执行力。另有人士称，李春城在成都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也依赖周永康奠定的基础和一直以来的保驾护航，给予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周永康离开四川之后至少有六次回川之行，其中2010年1月和6月的两次考察，都肯定了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要求积极推进。

　　2004年，李春城还提出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提升机关行政效能，当地人普遍感觉成都市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比四川省里要高出很多。李春城还力推了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使他们回到藏区能顺利就业。

　　成都当地一位人士还提到，汶川大地震后，成都的灾后重建，并不是全部重建，而是借此进行了新的规划，淘汰了一些三高产业。“比如都江堰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倒了，但是重新规划了不同层级的医疗养老体系，重新布局。”他认为，这些年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和当时李春城主持的产业结构和社会事业体系调整很有关系。

　　2005年，因《百家讲坛》出名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成都调研两个月，走访了很多区县级官员，写出一本《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对成都的城乡统筹、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予以介绍和肯定，并引用人民群众的话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易中天和李春城见面时，李春城对成都改革经验总结到：“只要是我们想清楚了又下决心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确实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割据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要真正干好，不是难，是很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成都的实践还是初步见到了成效。”

　　令人惊讶的是，锋芒毕露的李春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据悉与其在黑龙江买官有关。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和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李春城被牵入韩桂芝案。李春城虽被保过关，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书记任上再蹉跎一届。

　　“李春城不像周永康的四个秘书，不在周的最核心圈子，但是两届市委书记，对成都的控制力极强，延续了周永康在四川的影响力。”上述熟悉四川政坛的官员说。

　　一个例证是成都人对中石油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非常反对，甚至准备上街游行，但四川省领导没有表态，李春城还是力推者。周永康也对该项目有所批示，共同推动该石化项目成功建成。

　　十年政法

　　200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时年60岁的周永康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并在28日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当选公安部部长。按照惯例，历届公安部部长还将兼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至此，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设副书记一职。

　　2003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周永康当选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在国务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公安部长的情况，也有近30年未曾出现。

　　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是因“毛泽东接班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华国锋。华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两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的权力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达到巅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

　　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长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贪腐、民生、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所引发矛盾的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一个维稳、“综治”时代，亦由此展开。有了巨型国企领导人和封疆大吏丰富资历的周永康，在这十年如虎添翼，权柄日重。

　　2002年12月13日，尚未就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身份到北京市公安局视察调研。他强调，“首都稳则全国稳，首都安则天下安”，首都的稳定对于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辐射作用，做好首都的稳定工作，事关全国稳定的大局。

　　2003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下称13号文件）则对此背景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描述。

　　文件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危害严重，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上影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13号文件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首项具体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视为公安机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总任务，并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当作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它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警惕，妥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破坏活动，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

　　地方各级公安厅（局）长“进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职”的惯例，也发轫于这份文件——“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按照《宪法》和各级组织法所设立的制度框架，公、检、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门的地位最低。因为它属于行政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受政府领导，政府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检察院则属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大产生和并向其负责。在行政级别上，法、检部门的院长、检察长也和同级政府副职相同，较公安局长要高半级。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依法规范警察权的理念，公安机关采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须先经司法机关的批准。西方国家亦大体如此，主要区分只在于，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也和公安机关一样属于行政而非司法系统，权力更向法院集中。

　　但是，由于中国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只是相对于行政机关，仍要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且法院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般不进同级党委的常委班子。上述13号文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地方公安厅（局）长若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检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情况下，公安、司法间的关系便有倒置之虞。

　　虽然一些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旨在加强公安机关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不会直接干涉到法院、检察院，而且，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二级部门，实践中也常存在非警务因素干扰执法的情况，公安厅（局）长“进班子”，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周永康进入政治局，一个大公安的维稳综治时代已经到来。

　　截止2011年5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时，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4%；对27个省会（首府）城市、4个经济特区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18个较大的市等49个城市统计则发现，有42个市的公安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6%。

　　运动治警

　　周永康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进入1949年后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数据显示，自2000年，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区达到了60%以上。社会治安恶化的背景下，对警察扩权和严刑峻法的呼吁在体制内外都非常强烈。

　　但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据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 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文章记载，到2005年，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统计，全国1-2人的派出所有3723个，3-5人的有16533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经费不足是老大难问题。为维持公安部门的运行，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山区，警察都在忙于罚款、收费、创收。按时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的话说，警察长期吃着这三种饭，财政拨款的“皇粮”太少，却要公安部门先创收再返还，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各种自立的、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和到处拉的赞助，这叫“杂粮”；此外还有罚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处卖淫嫖娼、交通违章等的罚款指标，吕卓管这叫“尿泡饭”，“‘皇粮’吃不了，‘杂粮’吃不饱，‘尿泡饭’吃得一身骚”。

　　吕卓也承认，“警察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变成了一个创收、营利者，由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执法时产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对全省公安系统的经费状况所做调查令人触目惊心，有个百万人口的县，每年公安部门正常开支要2700万元，县财政只给了1/5，其余的都要公安部门自己“创收”，相当于全县人均被罚20元钱。

　　在进行充分调研后，2003年，自39岁即成为全国最年轻公安厅长的吕卓决意从“饭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当年6月，四川公安厅颁布第6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服务场所及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保护的规定》以及第7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规定》，两令各有4条，合称“8条严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俗称1号文件），规定县级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保障，财政部门按核定标准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公安机关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于这次警察经费和治安财政改革发轫于周永康刚刚离开的四川省，坊间多认为它代表着周永康“规范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实上，四川省的前述1号文件刚刚发布第三天，远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财政不算富裕，但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当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视察，又赞叹道：“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四川干了一件大事。”当年9月，财政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并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

　　不过，2005年4月，担任四川省公安厅长已11年、刚到50岁的吕卓，因违规用地问题被免职，黯然退居二线。周永康曾经试图以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将计划经济体系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向“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转型的努力，似乎也因为“勇先锋”的下课而偃旗息鼓。人们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务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参与房屋拆迁、经济纠纷等事务，作为交换，吃上“皇粮”的地方公安部门，依然拥有在当地大吃“杂粮”和“尿泡饭”的权力。

　　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发布“五条禁令”，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携带枪支饮酒、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工作时间饮酒和参与赌博，民警违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纪律处分或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要追究其所在单位直接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长后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五项禁令”的内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这一朗朗上口的总结，被认为对规范民警行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发布通知，决定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认清历史使命，加强队伍建设、公正执法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务小康社会”。

　　2004年5月，公安部召开“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大练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学习、基本体能训练、基本技能战术训练及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技能训练等方面。各级公安机关要根据实际确定“训练日”，基层和一线实战单位保证每周不少于半天的时间专门进行训练，并形成制度；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每个民警在大练兵活动中接受不少于两周的集中强化训练。

　　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开展“大接访”活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从5月18日开始敞开大门，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为目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领导动手、全警参与，由各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面对面地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运动的基础上，将该年确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并要求以此为契机，“坚持不懈，一抓三年”。

　　对于上述“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公安系统内外看法褒贬不一。

　　2007年10月28日，周永康离任公安部高升之时，官方的说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间的几年，“公安工作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看来，除了“三基”工程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在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公设备等方面按照标准落实了以外，其它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没什么实际效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

　　以“大接访”为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从2005年5月到2007年8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接待群众上访19.5万起，处理群众信访问题18.1万件，群众停访息诉17.6万件，停访息诉率达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员和公务人员，或者聘请社会人员，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为拦截本土上访者，甚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上访者投入“黑监狱”进行非法拘禁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大截访”与“大接访”如影随形，一批类似于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拦截、关押、遣返上访者的保安公司应运而生。

　　“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期，客观地讲，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务体系的正规化上是有所进步的，但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观察人士评价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就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司改停滞

　　2007年10月22日，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站到了中国的权力峰层。

　　周在位的五年间，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50周年庆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显赫。同时兼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乡无锡厚桥镇，自2004年无锡掀起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锡东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访民。遭受维稳对待的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位乡贤主政期间，中国形成的政法维稳机制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2009年，厚桥镇太芙村数千亩基本农田，“因发展需要”，被列入征用计划。村民胡琴芬称，此后在村委会的操纵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请纳入“社保”，在所谓的《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协议上签了字，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农民”，有的甚至是别人代签的，本人并不知情。胡家同样未签字，同样“被失地”。

　　此后，胡琴芬等要求为“未征收”的土地登记确权，并在大面积抛荒的土地上，联合了多位村民开荒种田，却遭村委阻拦。在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她被逼走上上访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进汽车押走，在宾馆关押15天。

　　同村村民华惠清，则是2010年3月起，在当地启动“走马大成”项目时，多次拒绝签字拆迁，家里遭断水断电，道路被毁，一家人被迫逃离，租住在外。当年下半年起，他家将近10次被盗，祖坟被铲，80岁的母亲被推倒摔成骨折，他两次遭绑架，并因上访被关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访，华惠清和70多个访民被分别投入“学习班”，他被关押长达79天，最后不得不签字同意，千辛万苦保护了几年的房子终成废墟。

　　新厚桥村60多岁的邹惠芬，也有维权上访十多年的经历。该村街南队原有耕地78亩，分别于1993年、2003年被村委骗租。2005年，当地镇村政府，多次伪造文件，称街南队人均耕地不足0.1亩，已被批准征地撤队。村民坚决反对，从此走上了追讨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维权道路。

　　村民无数次上访，最终于2006年获江苏省国土厅等单位的答复，称失地查无办理农用地专用手续，认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责成有关部门拆除相关建筑。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着，村民开荒种田，多次遭遇当地政府动用机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邹惠芬险遭绑架，幸有村民阻拦，在拼死抵抗中，其腰嵴椎被拉伤。

　　华惠清等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厚桥附近的羊尖镇、滨湖区太湖街道、胡埭镇等地，失地访民命运同样如此，且遭受的维稳手段更残酷。

　　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些维稳机制和周永康有什么关系。但渐渐地，无锡人进京上访，有些人总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门口，在360度监控的探头下，大叫几声：‘周永康，老家人来看你了，你快出来’”。锡山区羊尖镇一位访民说。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历史新高。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项“一票否决”考核政策的存在，成为很多机关、部门超越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除了那些被维稳的对象外，基层公务员们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

　　一位从事刑事审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政治生态下，维稳已成了法官判决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地位高于法律的准绳。“只要是为了当事人不上访，就算违背法律的规制，不管是采用迁就的态度，还是采用暴力维稳的手段，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领导都怕上访。”他认为，这些现象的实质，都是以牺牲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或法律严肃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稳定”，即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几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将其归结到周永康或某个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无法完全撇清责任。

　　唱和重庆模式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如今这两位已先后落马。

　　2009年6月，在薄熙来的部署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市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当年10月25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庆“打黑除恶”开始一个多月后，中央政法委就于7月29日发布消息，称近日已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委领导向社会各级通报重庆打黑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三天后，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更在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上说：“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央的‘规定动作’。”

　　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或报道显示，中央政法委为何要求重庆开展此项行动，以及为何迅速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向全国铺开。但从后续反映来看，周永康对此相当满意。

　　根据当时重庆市对外通报，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对此重庆打黑专门做出批示：“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次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永康还来到重庆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周永康称，一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了新成效，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尤其是平安重庆建设，给3200万重庆人民带来了福祉。

　　主持当天审议的就是薄熙来。他在开场白中说，周永康同志对重庆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关心，早在武隆山体滑坡时就和专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后又积极推动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话，“他还特别关心支持三峡库区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帮助解决重大问题；对我市‘打黑除恶’工作，及时做出重要批示，给予鼓励和支持”。

　　周永康也热情询问了重庆公租房、库区移民等情况，并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

　　就重庆将司法拍卖转到产权交易所的改革，周永康更是评价颇高。当时任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称“小改革解决了大问题”时，他纠正说，“这项改革一点也不小。它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使司法拍卖更加公开公正透明，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创新。”

　　其后续结果则是，2012年最高法院开通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即是在重庆“诉讼资产网”的基础上升格而成。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前副秘书长，曾经到过重庆调研的王凤海告诉财新记者，网上拍卖的技术门槛其实并不高，除重庆外，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地都已开通了自己的网上拍卖平台。从功能上看，业内普遍认为上海而非重庆模式是最好的。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推广重庆模式，以深化网上司法拍卖改革，是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的支持，最高法院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看法。

　　王凤海等也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向周永康汇报调研的情况，据实陈述重庆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的一些问题，却未被接受。

　　他告诉财新记者，“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哪个平台，而是选择过程中对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垄断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决断”。

　　除在“两会”期间接见重庆团外，周永康还在2010年11月到重庆调研。为期3天的调研时间中，他参观了重庆交巡警平台、打黑除恶成果展、公租房项目，听取了“大下访”、“大走访”情况介绍，并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

　　调研期间，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绩，并称“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太令人感动了，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并现场要求，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

　　调研结束时，周永康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肯定的范围也不止限于政法领域，就薄熙来力推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这些支持，都成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重要的政治筹码。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曾经赫赫有名的“重庆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学家童之伟将其概括为：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有关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法第294条进行极端的扩大化运用为基础，将追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权力者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抓手或策略。在这种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执政党地方党委领导人及其下属机构（如政法委），将整个公权力的国家机器组织一体化，统一指挥公法检机关行使职权，将刑事司法手段转化为社会管理方式，突破法治底线，脱离监督制约，以寒蝉效应控制社会经济秩序。周永康对这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