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教授：公审周永康可推进中国法治

　　星期二，中共中央宣布了将于10月召开中共18届4中全会的决定，并指明此次全会的重点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从中共发表的文件看，发展法治的目的是为了，第一，进一步发展经济；第二，进一步清理政府的腐败；第三，发展中国文化、社会正义，最后，还为了保护环境。法律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成为党的领导、百姓幸福、深入改革、长期稳定的关键所在。

　　法治：约束权力还是控制人民

　　孔杰荣表示，对于当代中共领导人来说，没有迹象显示法治意味着运用法律来约束政府、约束党的权力。他说，“在西方，无论你使用哪种定义，法治的传统意义都至少包含了这样的核心内涵：运作政府和领导政党的人要受到规则的约束。” 他说，还有一种对法治的解释就是，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要求人们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去做。”四中全会究竟是把重点放在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对法治的解释上，尚不清楚。

　　孔杰荣认为，“任何成功的现代化社会都会遇到这样一个时刻，当法律变得更为重要时，便对其领导者构成挑战，尤其是独裁领导者，这种情况发生在1970年代的伊朗。他们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中国也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现在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他们自己成了他们取得的成功的受害者：中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他们要求更多的社会正义，使他们难以捉摸的是如何使法律体系既发挥其作用又不要挑战他们的领导地位。”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宣布了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立案调查。

　　周永康的两种前途

　　孔杰荣说，周永康案可能有两种前途，“有一种可能是将周永康像薄熙来一样送上法庭，还有一种可能是像处理赵紫阳和其他领导人那样，只作违纪行政处理，那将对中国的法治形成极大挑战。”

　　他说，对薄熙来的审判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法治的优越，庭审显示了交互诘问的价值，使之能够公开挑战政府的案件，尽管是徒劳的，因为他无法逃脱被定罪的命运。孔杰荣表示，如果中共决定对周永康进行公开审判，并使之包含公平审判的各种要素，将对公众起到很好的法治教育作用。不过他说，“目前我们必须保持怀疑，中共还是要执行自己版本的法治。”

　　孔杰荣肯定了最近中国地方司法系统的一些变化，“地方法院作出的决定对法律回应较多，而对关系、社交网络、贪腐、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它各种有可能干扰法官的独立性的因素的回应较少。”但是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在程序高端上要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他们试图从中央来进行法律控制，他们试图缩小地方政府对人事升迁与贬降的影响力，也许这可以使体制较少任意性，也许这是朝着真正的法治迈出的第一步，即让政府和党受到宪法制约。”

　　有趣的是，宣布召开四中全会的决定和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伴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问题的大篇幅讨论而发布的。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说，有关报道中的“套话、大话、小话，所有的问题给我一个信号，经济形势不妙，相当严重。”

　　高文谦说，四中全会要以依法治国为重点，是习近平“虚晃一枪，仍在继续忽悠”的一种部署。“从去年到今年一路下来，实际上官方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譬如判许志永、判丁家喜、赵长青、刘萍等维权律师和新公民运动成员。这些人都是在中共的法律框架下行事的，为什么要对他们判刑？这跟整个经济形势有关。”

　　依法治国最终无法落实

　　高文谦认为，“事先采取清场、‘斩首’、封嘴行动，给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维权律师带上紧箍咒，前段时间都有新规定出来，当经济形势恶化时，能发声的都已经掐住了。同时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民意。最后，四中全会提一下依法治国，以缓解内部官员人人自危的局面。”但是高文谦说，形势已经变了。“从镇压新公民运动开始，民间力量已经兴起，新的一批不知名的90后又冒出来了，到四中全会之后，宣布依法治国，你能按中共的法律办事吗？还是不行啊！”

　　但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认为，这次政治局会议将经济改革视为重中之重，有望在传统上不谈经济的四中全会上，推动中共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因为至今还未见任何具体的落实措施。”

　　文贯中认为，形势对中共而言已经十分紧迫。他解释说，“中共提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本身很好，但意味着必须改革导致贫富、城乡差别的一些制度和法律，否则光强调人均收入必然导致民众更大的失望。现在距离2020年还剩下6年时间，不改革现有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仍以现在情况发展下去，差别居高不下，包括农民和农民工在内的全面小康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他认为，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内容显示高层意识到问题所在。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迫在眉睫，“这一提法并没有改变；而现在中国主要仍由行政配置资源，这意味着每级官员都可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这样财富必定向权力集中，腐败还会继续扩大。”

　　文贯中认为，习近平反腐打老虎，现将周永康立案审查，是要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 官员普遍不作为的现象，“因为对官员而言他们只对寻租有巨大动力。”因此他认为，以习近平从80年代为官至今，对中共官场现状的了解，“他集权，目的也许是要避免胡温当政时的不作为。”他将反腐的矛头瞄准国企老总、军队高官等，“确实有震慑作用，下面的官员可能会因此意识到再不听指挥会被撤职查办。”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迄今的作为可以看作一直在为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作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