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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选周恩来接班 就因为缺这个

www.creaders.net | 2014-08-17 11:11:00  多维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1971年5月1日,周恩来在宴会上侧目观察毛泽东与林彪

  研究周恩来,有一个有趣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始终不选周恩来为“接班人”?旅美华人作家赵无眠在《真假周恩来》中写道,1972年1月18日,九一三事件后精神遭受强烈打击的毛泽东发生肺心病休克,苏醒后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权:“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恩来吓得直哆嗦,“还是要靠主席。”这是周恩来唯一一次被当作“紧急接班人”。然而作为正式接班人,周恩来并不令毛泽东满意。周恩来为什么不令毛泽东满意?毛泽东在此后不久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周恩来不适宜做一把手,亦即不适宜做接班人继承大业,因为他缺乏“这个”——毛泽东做了一个狠劲一噼的手势。

  周恩来与毛泽东比风流

  周恩来十几岁赴东瀛求学,又到欧洲、苏联住过多年,见多识广,虽然学历不高,学识堪称广博,这在中共党内及国际政要们中间是公认的。五十年代,他曾接受东欧及印度等国赠与的荣誉博士学位,也算是实至名归,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周恩来博闻强记,却无一门学问称得上精通,不像毛泽东,天文地理,史哲文章,皆可以与专家学者燃烟而论,令对方口服心服。至于才干,他要是真比毛泽东强,就不会将在握的大权拱手相让,心甘情愿地从领导者退为辅佐者,几十年如一日侍奉到死。

  毛泽东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至今无有定论,主要原因是论者皆以意识形态及历史恩怨为依据,结论往往相去甚远。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产党绝不会说他过大于功,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这数十年的天下。仅从这一点来比较,周恩来就永远也比不过他。周恩来突显的功劳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林彪爆炸之后,他脱颖而出,颇有当今之世惟此一人气概。却也是气概大而功劳不大,还不如大搞整顿复辟的邓小平,甚至不如后来一举逮捕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的华国锋。

  周恩来的人品,倒是可以好好地与毛泽东比一比。中国人说人品,是从“品貌”与“品德”两方面综合而论的。谁都知道,以貌取人是很势利的,又不得不承认“貌随心移”的道理。周恩来固然仪表英俊,风度潇洒;而毛泽东更是相貌不俗,挥洒大气,他的“人君之相”无论如何周恩来是比不上的。从大量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来看,毛、二人都十分注重个人形像,尤其掌权之后。毛泽东的相片总投出一股帝王之气,周恩来则俨然一副宰相之貌,“定位”都十分准确。

  个人品德,毛泽东唯一输给周恩来的,是他的私生活,说穿了,就是男女关系不检点。即使周偶有越轨之举,比起毛的来者不拒、“一锅煮”,是好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语了。除了这方面,其他似未见得有什么特别的高低之分,一定要引得毛泽东心生“嫉妒”不选他做接班人。事实上,毛泽东选定的几任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在男女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值得非议的。可见这一条也站不住脚。

  不如“举重若轻”的邓小平

  凭籍大量接触“宫廷旧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身边工作人员),撰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的权延赤,提出一种解释: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次高层开会,讨论人事分工,毛泽东点名:“周恩来,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薄一波聊天,忽然谈到薄在晋冀豫共事多年的刘伯承、邓小平,收去笑容,沉思地说:“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认为这正是“刘邓大军”配合很好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周恩来仍然面色凝重,自问自答,一从头往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第10页)

  由于长期负责具体工作,周恩来的事必躬亲连他的手下人都看不过去。外事秘书陈浩一次忍不住劝他有一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了那么多呀?

  这一下周恩来生气了。他霍地站起身,从桌上拿一份文件煽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吗?”

  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摞:“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拍拍第三摞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大管家不能自己做主

  其实,秘书的意见是对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又管这又管那,拿得起放不下,长此以往必然累垮还不算,工作成效也非得大大折扣不可。周恩来最后是被累死的,这里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能不说他那什么都管、什么都得亲自过问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原因。周累病后,推荐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工作,邓果然就“举重若轻”,上来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也没把身子骨弄成他那个样子。周恩来夸他,“你比我强啊!”一点也不为过。

  据说邓小平很坦率地说过:“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另一位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认为:“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管家。”

  “大管家”是永远给主人帮忙的,自己却不适合做真正的主人。──权延赤的“不是帅才”论似乎有一定道理。

  然而作为一条理由,这还是不能充份地解释为为什么不被选定为接班人。

  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虽然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天才,本质上却也是周恩来一类的人物,即事必躬亲、呕心沥血直至活活累死。诸葛亮一生谨慎,娶丑妇为妻,任劳任怨,忠心事主,细心周到、生活简朴…..这些与周恩来非常相似。曹操率兵南征,他说合孙、刘联盟抗曹,独自亲往东吴助战,身处险境的故事,使人联想起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周恩来常驻重庆与蒋介石的周旋。刘、关、张死后“蜀中无大将”,诸葛亮几乎是独撑危局,一心要匡复汉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很像文革中后期的周恩来。总之,他就是汉王朝的“大管家”替刘氏父子主政当家。按说也不应该被选做“接班人”,刘备临死托孤白帝城,却分明做过这番考虑:阿斗可辅佐则辅佐之,不可辅佐君则取而代之。古代社会,子承父位是天经地义,刘备居然仍作此想,可见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应该是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并不因当了“大管家”就完全排斥自己作主人。

  “不是帅才”论站不住脚

  “举轻若重”也未必做不了帅才,──诸葛亮显然就是一位出色的帅才。刘伯承也是帅才。相反,“举轻若重”抑或“举重若轻”,而看他有否元帅的气度与谋略。

  毛泽东熟读历史,不应该不懂这个道理。何况,能否做接班人,也与是不是帅才关系不大。林彪是极为难得的帅才,他以黄埔四期的出身,在战将如云的共军内脱颖而出,功勋超过所有资历比他深的前辈和师兄,带领大兵团作战,指挥若定。这几乎是人人公认的,但选他当接班人,却很难服众。华国锋看不出有什么一丝半点帅才,不但做了接班人,还真的接了班;身为帅才的叶剑英,却只能而且心甘情愿地替他黄袍加身。

  由此看来,“不是帅才”论,还是站不住脚。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切极权国家体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帝王时代,“立储”之争虽然也常常闹得大批人头落地,毕竟还有章可循──立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废立的纷争;长子无德;长子非皇后或爱妃所生;幼子建功甚伟,或贤德、有人望或深受宠爱;长子夭折,等等。在共产制度下,接班人是选拔出来的,与领袖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有可能被选上。因而其争夺的普遍和激烈,远甚于帝王时代的立储之争。

  中共第一任领袖是陈独秀,从趁到毛泽东的十余年间,经历了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领导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毛成为全党的实际领袖。中共进入“成熟期”,领袖地位确立而且稳定。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五色自己的接班人。他选中了刘少奇。

  最开始只是“备用胎”

  延安时期物色接班人,还不是选皇储充其量不过是选个备用胎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中共领袖不至于断了“香火”,乱了方寸。一九四三年,刘少奇从新四军政委任上调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职位一下跃居周恩来之上。他的“备用胎”的作用十分明显。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行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守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则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度过黄河到华北,刘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陕北情势险恶,“三长两短”极有可能发生,刘少奇、朱德转移到安全地带,就是为防备中共领袖群全遭覆没。中共建政后不久,高岗发起第一次向接班人挑战,党内高层多人都表示:“少奇同志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随便动。”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备用胎”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任弼时。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年轻六岁,所以还得选一个更年轻的“第三梯队”作为“备用胎”的“备用胎”。任弼时出生于一九零四年,比毛泽东年轻十一岁,在中共“五大书记”中竟排末座。他是湖南湘阴人,少年时曾加入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受中共派遣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近四年,回国后在党内地位稳步提高。他有留苏资历,时间较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早,可能是毛泽东有意提升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对付王明“留苏派”。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刘少奇、任弼时都是湖南人,乡里乡亲的,比较好说话。当然,后来再选接班人,毛泽东倒是打破乡土观念了。原因是一九五七年庐山会议,反对他的大跃进政策的几位主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竟然都是湖南人。可见乡亲并非靠得住。

  要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

  任弼时福大命薄,“新中国”建立仅一年有余,即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突因脑溢血不治而故。接替任弼时位置的是陈云,他比任还年轻一岁。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不怎么喜欢他,嫌他是“店员出身”商业意识太重,搞搞经济还可以,当“备用胎”不行。于是在一九五二年调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邓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位列全党第六。他的“备用胎”的“备用胎”身份也很明显,年纪与任弼时相当,年轻时旅欧留苏,办过报,打过仗,是党内的“文武全才”,兼有“举重若轻”的素质,故而为毛泽东看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告诉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及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板着手指,向赫鲁晓夫介绍他的“备用胎”,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便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朱德。

  周恩来、朱德都比邓小平要资深位高,却只能排到第三和第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按毛的评价,刘少奇“弱点是灵活性不够”,周恩来是“政治上弱点”,朱德则是“年龄不饶人”,唯有邓小平没举出一条缺点:

  “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与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还不那么迫切和严重。毛泽东正值壮年,身体也很不错,他只是不愿干国家主席了,想退居二线,只做党的主席权大而责轻。中共高层阵营中,大伙儿都是久经考验的“好样儿的”,谁干都可以,反正有毛泽东高高在上实行监督,将来的江山究竟委以谁干,不妨从长计议。“不要着急,慢慢来。”

  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位被人挑战,心里很不受用。尽管党内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彭德怀,却仍震动不小,他开始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结合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于一九六四年正式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

  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特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

  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包括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四,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不能对同志搞突然攻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项原则,每一条都针对赫鲁晓夫来的。反面都有一句“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足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死后鞭尸十分恐惧。他在文革后期第三次打倒“举不出一条缺点”的邓小平,也就是怕他将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鞭他的尸。

  五条的提出,是对势力日益强大的刘少奇的严重警告。所谓“赫鲁晓夫”那样,就是指的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惜刘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居然不察,只把它看做一般性的官样文章,充份体现了“灵活性不够”的弱点。结果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周恩来以及群众运动的势力下,一举把他打倒。

  毛泽东习惯准备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备用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备用胎只是暂代性质是在常用胎破损出缺的情况下使用的,并不期望它一定长久。接班人则是未来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轻易地换来换去,故必得慎重考虑。而无论是“备用”还是“未来的常用”,毛泽东都做了两手准备,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选了刘少奇,同时还选了任弼时,任死后又补上邓小平;刘、邓倒台,选了林彪,同时又提拔了陶铸;陶铸和林彪先后倒台,又选了王洪文,同时又选了华国锋。任弼时、邓小平、陶铸、华国锋,都是“备用”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现的不测。

  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准备。其实只要看中共最高层人事变动的过程,就不难理解毛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开始,刘少奇首先被剥夺的是接班人位置,从党内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并未丧失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头衔。他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无疑的,周恩来的位置不变,依然是第三。值得讨论的是陶铸。

  陶铸原来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书记,根本谈不上什么声望、资历和地位。他的本钱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六十年代初,党内有两位“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是镇守上海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位就是陶铸。两位“好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舞文弄墨。柯庆施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观念很“前卫”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泽东那与众不同的、激进的思想。陶铸则出版过两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庆施的文章后来证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泽东的心思,前政治秘书张春桥炮制而成的。毛曾在一次党的高层大会上赞扬柯的文章,还当众羞辱周恩来:“这样好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周恩来赶忙摇头,写不出写不出。

  毛主席的两位“好学生”

  柯庆施由此将张春桥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剧革命”。“大写三十年”的文艺口号就是柯提出来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上海端出了两台“样板戏”,张春桥因而被成为“两出戏书记”(后来称“四出戏书记”)。柯庆施的经营,使上海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体不争气,做过肺癌切除手术,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四川成都与朱德、贺龙同赴晚宴,尽兴而食,吃了三个小时,回屋卧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发,三天后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当时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紧张的酝酿之中,柯庆施的死,使文革阵营痛失一位大将。幸亏柯一手培养的张春桥继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遗产。但他毕竟资历太浅,要通过一段时间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委以重任。

  陶铸的两本书,据说也是秘书的捉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讲、报告、政论,从常理推断,秘书润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劳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两本书为他带来了“增长思考和写作”的名声,也为日后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笔,正应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

  平心而论,陶铸与柯庆施是有区别的。陶铸极力推行毛的经济路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在他领导的中南地区搞得一直很红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干专用宾馆,建设毛的家乡韶山,拨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宫“滴水洞”,即毛策划和遥控初期文革住过、并发出过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个山洞。文革前毛泽东外出巡视,最喜欢和经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区,其次才是柯庆施的华南地区。当然,柯庆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远在陶铸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铸的地位可能不会那样大幅度的越升。

  毛泽东十分看好陶铸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获益者,从党内排名第六位升为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越升速度之快,应该首推陶铸。林彪原本就是党的副主席,只不过从最后一名升为第一名。其他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没有明言撤退,只是刘少奇既然排名拉后,原来的次序打乱,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来嘱咐新华社,发文稿时“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周主动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这样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铸从轮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部门,出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其地位的显赫,令人侧目。

  陶铸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十九岁入黄埔军校学习,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及广州暴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一九四零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作为接班人,他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湖南人,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懂军事(黄埔军校、军委秘书长),懂农业(中南地区是第一大产粮区),会写作,搞过地下工作。他唯一缺乏的是声望。这使他在乱象纷呈、错综复杂的最高层很难站住脚。加上性情鲠直,不买江青的帐,当众予以顶撞,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连手将他打倒。从越升龙门到被打倒,前后不到五个月,速度之快创记录。陶铸与江青发生顶撞,找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慰勉一通后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了”

  “你看,”毛泽东启发他,“这就是为什么把你调到中央来工作的原因。”

  这话已经说的相当明显。刘、邓被拉下来以后,林彪似乎成了当然的接班人。但从毛夏天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看,他对林彪也有所不满和提防。再选一个陶铸上来的目的就是如此。可惜陶铸不察,以为只要对毛一个人忠心耿耿就好,不料中了江青、陈伯达的埋伏。

  对于陶铸的倒台,毛泽东内心是有几分惋惜和懊恼的。他一边安慰自己,把陶铸说成是邓小平的人:“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一边又忍不住怒斥江青和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说冷话。陈伯达讲了,江青插了话。”

  第二接班人的重要特点

  陶铸的罪名是“保皇”,也就是“保护”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他跟周恩来最大的不同。周恩来保的人再多,这两个人,尤其是刘少奇,是绝对不能保的,非但不保,还要帮着痛打。而陶铸刚从地方官调任京官,对于上层人事关系根本还没来得及理清楚,刘、邓又是他的老上级,是他一直崇敬的人,教他怎么下得了手?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次党代会上,陶铸就说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这话说得有几分肉麻,当时邓小平已是副总理,还当上总书记,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邓小平对这位自称的“弟子”也很关照,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特意向毛泽东举荐陶铸,以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位置。毛泽东当然知道他并不是邓小平一伙的,要不也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提他上来,还亲自将他的名字钩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排名第四,超过刘、邓;也不会在他被打倒之后,那么恼怒地斥责陈伯达、江青了。但他毕竟保了刘、邓,犯了大忌,除了被打倒,似乎也别无出路。此事一发,讲了几句互相矛盾的话,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接班人,一般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接班人更年轻(华国锋除外);

  二,不及第一接班人那么显赫、引人正目,其“备用”意图连核心成员都蒙在鼓里,便于韬光养晦,待机而出;

  三,不属于某一派系,与上层其他人物没有什么渊源;

  四,提拔后负责具体事务,以培养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威望;

  五,牵制第一接班人。

  林彪在陶铸倒台后,由于失去了“第二接班人”的牵制,更受毛泽东的疑忌,终于在“九大”登上法定继承人宝座之后,被逼造反大败,身败名裂。

  周恩来在紧急处理林彪的事件中,挺身而出,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从而攀上了他一生声望、权利的顶峰。此时的中共中央,老臣凋零大势,新贵羽翼未丰又自相残杀,毛泽东之下,除周恩来之外再无任何人敢做“第二人”了。

  周恩来充当临时接班人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精神遭受强烈打击的毛泽东发生肺心病休克,苏醒后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权:“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恩来吓得直哆嗦,“还是要靠主席。”

  一旁的江青闻言,面色铁青。自此,她开始处心积虑地要搞周恩来。

  这是周恩来被当作“紧急接班人”的唯一的一次。一是由于他在处理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的贡献,二是他在主持文革混乱状态下的中央日常工作起到的稳定作用,三是他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毛泽东自觉年老体病,拖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一旦撒手归西人事、政局都要有个交代。同时也是对周恩来的一次试探,又包含无奈、自嘲的成份,意思颇为丰富。

  然而作为正式接班人,周恩来并不令毛泽东满意。这从他立刻着手物色、选拔新的继位者即可以看出。他看中了王洪文。

  周恩来为什么不令毛泽东满意?毛泽东在此后不久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周恩来不适宜做一把手,亦即不适宜做接班人继承大业,因为他缺乏“这个”,说时做了一个很劲一噼的手势。什么是“这个”(很劲一噼)?──是指果断?气魄?霸气?凶狠?力量?拼搏精神?可能都有一点。毛没有仔细解释,张春桥当然也不敢问个究竟。张春桥掂量自身的份量,似乎不缺“这个”(很劲一噼)。他在文革初期虽贵为文革小组组长,却不受重视,人们只把他当作地方(上海)驻中央的代表,且作用、能量,反不及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小爬虫”。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安亭事件爆发,王洪文的工人造反兵团赴京告状被阻,铁路中断二十小时。中央文革急派张飞往处理,他“冒着杀头的风险”,与“工总司”签署五项协议,化解了事端。毛泽东事后评价:“可以先斩后奏。”这次事件,人们才对这位不起眼的秀才刮目相看,原来他既很“那个”,有不缺“这个”(很劲一噼)!

  王洪文是被毛泽东“相中”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张春桥又一次表现了“这个”(很劲一噼)。他与党内排名第四,背后有林彪撑腰陈伯达争风,顶住了来自“法定接班人”阵营及不明就里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异口同声的讨伐,反潮流成功,再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陈伯达、林彪先后倒台,张春桥的政治行情大幅上涨。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是文化大革命秘密策划者之一,他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而非陈伯达,这是陈失势的明显标志),他是受造反工人支持的“老干部”,他最先反对林彪、陈伯达,他极受江青信任,他非常年轻(出生于一九一七年,时年五十出头),他在党内的排名晋升为第五(前面为毛、周、康、江)。

  然而毛泽东看中的王洪文,把他从一个工厂的科级干部提拔为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事实上,王洪文的级别早已不是“科级”,而是省部级,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只是文革期间行政级别混乱,未能及时套级罢了。王的跃升,是康生在背后提名。康生初入中共时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第一、二、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十分重视文革各地涌现的工人领袖,他向毛泽东推荐王洪文:是个“难得的人才”。

  中共历史上,曾有过推选工人领袖为党的领袖,形同傀儡,最后都成为叛徒,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毛泽东自己出身农民,又搞农民运动起家,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怎么会听信康生的主意,提拔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呢?

  一般的说法是,王洪文当过工农兵,懂军事(指挥工总司包围康平路、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有谋略(在上海削平各山头),与上层各派系没有任何渊源,在林彪事件中立了大功,年轻…..这些都可以算是理由,然而更多是选作接班人之后所作的官方宣传,就像林彪得势时列举的那些理由一样,是给老百姓看的。如果从更深一层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洪文的相貌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接班人华国锋“不蠢”

  林彪是有名的“奸臣”相,面色苍白,八字浓眉,矮小秃顶,气嘘声颤,弱不禁风,当正式宣布他为法定接班人时,民众的第一心理反应是,“堂堂一表的毛泽东,怎么选了这么个家伙接班?”及至阴谋败露,机毁人亡,民众莫不摇头:“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偏他毛主席看不出来!”虽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讲什么面相命理学说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奸臣相”就是“奸臣”的相,不由你不信。于是毛再选择接班人室,十分重视面相。这对于稳定民心也有好处:“这一回总算选对了人,革命事业前途有望了!”

  王洪文相貌堂堂,与林彪恰成对比。他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南腔北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特别突出。他当然年轻,奉昭进京才三十七岁,正是“花样的年华”,往台上一站,流光溢彩。

  毛泽东是打算让他站前台的;像以往一样,还安排了一个人站后台,那就是华国锋。华国锋是第二接班人选。此人体格魁伟,面相憨厚,写过两篇毫无文采的省报社论,他是山西人,游击队政委出身,“懂军事”,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他主持修建韶山灌区,“懂”农业和科学种田。文革中亮相表态,支持造旧省委的反,成为最早结合进新领导班子的“老干部”,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成立那天,他提议将庆祝大会移到毛的家乡韶山去开,无形中给他的资历填上了重要的一笔。几乎与王洪文进京的同时,他也奉调进京,担任公安部长。第二年中共“十大”召开,华进入政治局。

  不过这时他一直都不起眼,公安部至关重要,却不像宣传部那样左右舆论,又不像工业、农业部那样忙忙碌碌、容易授人以柄。他与高层各派系也没有任何纠葛。只有一个叶剑英,曾失势被发配到湖南,研究“东南亚战略”,当时的湖南省军区负责人颇为势利,对于叶帅极为不逊和怠慢,克扣其伙食标准,却逢华国锋对他礼遇有加,常陪他去看看民兵打靶、出席会议什么的,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这一关系为华日后得到叶剑英的鼎力相助,粉碎四人帮,顺利登上主席座位,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突然授命全面接班

  华国锋毕竟久经政坛,知道翻云覆雨、贵贱沉浮往往在旦夕之间的厉害,为人谦逊有礼,绝不像王洪文那样恃宠而骄,目空一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容易结人怨恨。

  王洪文进京的第一件事,是为中共“十大”召开准备会议。由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一架势,明摆着是要王做接班人,周恩来等一干遥远只以当他的副手。等到“十大”正式开幕,除毛泽东为主席外,五位副主席的排名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后来李德生辞去副主席一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

  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从中出力不少。据说江青也为他讲过几句好话,毛泽东这才下决心让他“试一试”。邓小平不愧是举重若轻的“帅才”,出手就将混乱不堪的局面整顿得有条有理。这是毛泽东再次佩服自己确有眼光,赞赏“人才难得”之外,萌发出让得接班之意。他委邓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毛泽东提早去世一年,那么可以断定,邓小平顺利继位完全没有问题。毛泽东心里当然很清楚,他自己是随时可能撒手而去的,此际谁手中权利最大谁就是接班人。

  这是王洪文已然失宠,此人已被证明是徒有外表,不堪大任。甚至他的外表,也貌随心移地令人憎恶起来,年纪轻轻的,面颊浮肿,两目无光。他投靠江青,与同在上海发迹的张春桥、姚文元结成死党,最为毛泽东所忌,几次警告:“不要搞四人帮,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还当面夸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比你(王洪文)强。”

  许多人认为,在四人帮与邓小平的斗争中,毛泽东最后站在了四人帮一边。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并没有这样简单。毛泽东夸奖邓小平、批评四人帮的话,都讲得很重,倾向性十分明显。只是邓小平后来也锋芒毕露,将把柄落在了江青等人手中,四人帮利用毛对日后“翻案”的疑惊心理,才再次把邓打下去。但毛仍然无意让四人帮接班,而是起用一直未引人注目的“候补接班人”华国锋。四人帮与邓小平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鹤蚌相争,鱼翁(华国锋)得利。比较而言,四人帮输得更惨。

  各个时期的接班人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只是为了接替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也就是说,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而非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最初恢复的职务是副总理,主要负责周恩来的工作,由于政绩出色,毛泽东才萌发由他取代王洪文的做接班人的构想。一九七四年“长沙决策”,毛要亲自授他以党政军大任,这就不仅仅是为了接周的班了。因为周恩来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却是虚职,而邓任副主席外,还兼任总参谋长,有调动军队的实权。这是让邓全面接班的明显徵兆,也是令四人帮坐立不安、力图除之而后快的主因。

  综合而论,毛泽东的接班人大致可划分为──

  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起):刘少奇(备用胎),任弼时(第三梯队);

  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起):刘少奇(第一接班人),邓小平(第二接班人);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林彪(第一接班人),陶铸(第二接班人);

  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起):林彪(唯一接班人);

  第五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起):周恩来(临时接班人);

  第六阶段(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王洪文(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中起):邓小平(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最后阶段(一九七六年四月起):华国锋(正式接班人)。

  这里还有补述几为可能的接班人选──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八岁随母杨开慧入狱,母遇害,送往上海叔父(毛泽民)处寄养,数月后随弟岸青流落街头,十四岁为上海地下党找到,送到莫斯科上学,二十一岁加入苏联共产党,毕业于列宁军政学校,旋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授中尉衔,获任为坦克连党代表。二十四岁从苏联回国,被毛泽东派往农村跟农民干活,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种及简单行李,读“社会大学”,又到绥靖区搞土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他带领一个排先行入城扫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结婚,一年后韩战爆发,他随军入朝参战,仅一个月即死于战火。毛泽东对他是寄予极大的期望的,作为“太子”,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懂军事”,体察下情(幼时流浪多年),懂马列理论,外文好,“懂农业”,身先士卒,有战功。他的死对毛的打击巨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讲话)

  周恩来也对毛岸英的死极为痛惜,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一直压着一张毛岸英的照片。他常对人说:“多好一个孩子呀!”脸上浮现惋惜之情。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好孩子”不死,中国日后的政治格局会有极大的不同,包括彭德怀、林彪的沉浮、江青的地位和作用、四人帮的形成、毛远新的崛起和影响…..等等,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共有秘书掌帅印的传统

  田家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与毛的长子岸英同龄,此人南人北相(四川人,却身材高大),自幼聪明好学,有过目成诵及蜀中“神童”的美誉,又谦虚豪爽,耿直不阿。他在中共建政前夕(一九四八年十月)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并担任毛岸英的中文老师,时年二十六岁。岸英死后,毛似乎有些“移情”,视他如同亲子。由于毛的信赖、倚重,他在政坛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远远超过其他的资深秘书(陈伯达、李悦、胡乔木等),连刘少奇、周恩来都对他敬让三分。一九六一年,周恩来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田家英的直接上级)打电话请示这位“第一秘书”,“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份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田是一位难得的敢言之士,他在庐山会议上支持讲真话的彭德怀,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后来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大有分歧,经常批评毛泽东的扰民政策,作诗“随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以讽刺毛,终于获罪失宠。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出台之后,被突然停职审查的田家英愤而自杀。文革结束后,许多中共高层要人着文回忆他,言下大有英年早逝、未能继承大业一展雄才的遗憾。

  中共历史上,由秘书出任党的领袖是有传统的。“书记”的原意即“秘书”;“总书记”一职最初也就是“总秘书”,后来才逐渐演化成“总负责”、“领袖”之职。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从武汉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职务之一便是中央组织部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零年秋,李立三以中央秘书长身份,代替总书记向忠发出掌实权。一九二零年王明扳倒李立三,成为中共新领袖之前,也只是李立三的一个秘书。其他历任“接班人”中,刘少奇做过湖北总工会秘书长,任弼时、邓小平做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陶铸做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即连毛泽东本人,中共“一大”时即任秘书(会议记录),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央局秘书,后选为中央组织部长,仍兼秘书。

  周恩来当接班人另有原因

  毛泽东极重视秘书,他指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绝大多数都当过秘书。他的宪法起草班子、与苏联论战的“九评”起草班子,也大都由秘书组成。陈伯达、张春桥、江青都是秘书出身,汪东兴没有什么文墨,也算是一个秘书。这些人都被安排在中央决策层人物之列,委以要职,也都可以看做潜在的“接班人”。因为所谓“接班人”,除了林彪由党章给予规定外,其他几位都未经正式宣布,一直处于毛泽东的“长期考察”的状态中,随时可能变动。只要有隙可乘,其他潜在的候补者大有人在。

  由上述可见,第一,周恩来并不是从未当过接班人,在林彪倒台到选中王洪文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是唯一可以接替毛出掌大权的人物,也就是实际上的接班人,虽然他并不一定想当这个角色;第二,周恩来不被正式选为接班人,并非“没有帅才”,而是有其他具体原因造成的。

  刘少奇更看不出帅才,而理论比周要强,也善于经济,所以毛选他为“备用胎”,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话。后来“备用胎”转为接班人地位,则是“历史形成的”。刘少奇之后,还有林彪,主要看中他执掌兵符的忠诚,可以对付盘根错节的刘氏集团万一发动的对抗;其次是林彪太年轻,更需要重点培养,进入核心。林后周成为第二号人物,此时毛精神、健康大受打击,周也积劳成疾,因而培养年纪较轻的接班人就更为重要,至于选谁来培养,王洪文还是张春桥、华国锋、李德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周恩来侍君多年,久经考验,已无须作为接班人另加培养;况且事实上,他的寿命比毛泽东还短了八个月,怎么能当接班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位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加在他头上,他也都安之若泰,表现出与对毛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的资历只够他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邓小平稍有不同,(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复出后他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得强撑病体与对手周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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