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震惊全国的副委员长遇害案

封面：震惊全国的副委员长遇害案

　　拍照固定现场后，可以搬运李沛瑶的遗体了。

　　“副委员长也会被杀？”至今，左芷津仍然记得当时的震惊——1996年2月2日早上刚上班，他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命案侦查处听到值班室传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被杀，“这么大的官也不安全吗？太不可思议了。”

　　片刻，时任命案侦查处副处长的左芷津收到通知，直奔案发现场。

　　那是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院子不临街，需要从一条很不显眼的小路拐进去。这里住在40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驻有武警北京市第一总队二支队一中队的27名官兵，设有6个固定值勤哨位和1个流动哨。

　　李沛瑶的家是一座独栋二层楼，草坪环绕，楼门开在东南角，东南方16米是2号武警哨兵岗亭。

　　左芷津和同事们满目大片血迹。

　　楼内门厅东北角地毯已被掀开，露出一口暖气井，井内有一具屈曲状俯身的男性尸体，头部流出大量血液，上身穿的白衬衫向上卷起露出几乎整个嵴背，并染有大量血迹；里面穿的白色背心也向上卷起，下身穿蓝灰色线裤，内穿粉色秋裤，再里面是蓝短裤，脚上穿着灰色袜子，袜底沾满血迹和泥土。

　　这正是李沛瑶的遗体。

　　“来的领导最多、级别最高的一次现场”

　　李沛瑶1933年生于香港，是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创始人李济深的第五个儿子。他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长期在南昌飞机制造厂担任工程师，1986年加入民革后开始从政，1992年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引起公众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

　　“由于信息的不公开和情况的不透明，社会上谣言四起。”左芷津在新近出版的《当法医遇上警察——中国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一书中回忆，当时有人散布称这是政治案件，因为李几天前刚谴责了李登辉搞台独，还有人猜测李沛瑶与陈希同有牵连，甚至有人说这是中国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李沛瑶的亲属也非常震惊。其中许多亲属侨居美国，由领事馆转发来信件，信中连用了6个感叹号。“前两年网上还有些给他（李沛瑶）泼脏水的东西。”2014年8月10日，左芷津对本刊记者说，他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查清真相。

　　那天，左芷津和同事们到现场后，从楼门口到一楼书房、门厅、二楼起居室等地方发现大量血迹，阳台地面上有一些血迹和足迹，下方墙壁上有从下向上蹬踏留下的黑色痕迹。

　　门厅西侧有一扇门通往过厅，过厅北侧是警卫室，安有警铃，但并没有警卫人员值守和居住。“李沛瑶一个人住。房子有警卫室，也配有一个警卫。（但）他让警卫人员住在车库宿舍里，离他家有一二百米远。因为他不是当领导出身，以前是工厂里的技术员，追求的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刑侦人员按常规勘察、提取、拍照和录像，绘制现场图，提取各种痕迹。“2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各路专家的带领下，足足用了将近十个小时才工作完毕。”左芷津在书中回忆。

　　多名高层领导陆续到现场看过，听取汇报，表示对案件的重视。“当时普通民警制服是棉大衣，当了领导就是呢子警服大衣。现场刚开始都是棉大衣在忙，一会儿呢子大衣来了，棉大衣都站得毕恭毕敬的。后来又来了一些穿便装大衣的，那些穿呢子大衣的都对他们毕恭毕敬。”左芷津说，“这是我当法医以来出的现场中来的领导最多、级别最高的一次了。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可见事情重大。”

　　拍照固定现场后，可以搬运李沛瑶的遗体了。“现场的法医们面面相觑，心中暗自嘀咕：咱们法医能动他吗？能像办一件普通案件一样搬动他老人家的遗体吗？大家都等在那里。可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先把副委员长从井里拉出来。”左芷津在书中回忆道，自己当时提议把他拉上来，“这个首长如果不是这么个死法，还轮不上咱们抬哩”。大家一同连抬带拽把他拉了出来，装进了一只普通的尸体袋，拉上拉锁，放到车上，运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

　　“这样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中央的指示，我们是不能做主动手的。”他在书中写道，当时没人敢做主解剖检验，不过做外表检验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

　　“李沛瑶遗体的外表伤痕累累，血肉模煳。面部共有6道砍创，浅的到皮下，深的到骨头。额头上有15条划伤，枕部有两道砍创，深度都达到颅骨。颈部的损伤最重，一共有25道砍创。左侧舌骨大角被砍断，左侧颈静脉被砍断成了三截。气管、食道、甲状腺等脏器多处被砍断。胸部、腹部和背部有大面积的皮肤擦划伤。”他在书中描述，此外两肩和两臂、双手共有24道砍创，“深度到达肌腱，最重的一刀将左手中指完全砍断。”

　　除擦伤外，都是“锐器造成的损伤”，应该是菜刀类砍器形成。从现场提取的菜刀“完全可以形成”这些创伤。检验初步结论是：李是被他人用菜刀砍伤，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尸表检验后，下一步应该是系统解剖检验。公安部刑侦局领导让左芷津拿个意见，而他考虑到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两级法医专家已通过尸表检验查明死亡原因和性质，并推断和认定了凶器，被害时间也已通过调查得到证实，因此没必要解剖检验。“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家属都同意办案单位的意见，没再对遗体进行解剖。”

　　轻易被捕的凶手

　　法医工作的同时，调查也在进行中，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一位住在李家正南的邻居和一位住在东北侧的保姆证实，凌晨4时50分左右听到了“救命”的呼喊声。两名当夜值勤的武警战士反映，6点钟他们在李沛瑶家楼门外遇见了一位名叫张金龙的战士，他低着头来回转悠，像是在找东西，他们用手电照了他一下，发现他头上和大衣上都有大量血迹。

　　当天领班的武警班长证实，早上6时30分，他看见张金龙和另一位值勤战士在一起，张满脸是血对他说：“班长，我杀人了，你放我一马，让我远走高飞吧。”随后，张跑到大院门口爬上铁门准备翻过去，被班长和另一位战士追上硬拉下来，带到了武警中队部。

　　到了中队部，张金龙跪下来：“指导员、排长，我对不起你们啊！”他还拒绝了去医院验查伤口的建议，只说：“不用了，让我死吧。”指导员听到这话感到事关重大，连忙用电话向上级报告。此时张冲出去试图再次翻墙逃出，又被追上的两名武警战士拉下来带回。

　　张金龙当即被搜身。从其右裤兜搜出一个钥匙包和一个黑塑料刀柄，还有600元钱。

　　出生于1977年7月21日的张金龙，原籍黑龙江省兰西县，1991年随父迁至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县。1994年12月入伍，案发时是武警北京一总队二支队一中队上等兵。1995年3月25日起，他被派到李沛瑶等领导的住所值勤。

　　据左芷津回忆，案发后所见到的张金龙，“身高一米七二，身材匀称，不胖不瘦，人长得倒是十分端正。圆圆的头，留着和战士们一样的紧贴头皮的短发，双眉浓密，眉心处有少许相连，双眼皮大圆眼，挺直的鼻子，厚实饱满的嘴唇，看起来很衬‘金龙’这个名字。”

　　张金龙很快供述了当晚发生的一切：

　　1996年2月2日早晨4点到6点，他在2号哨值勤。因为“在哨位上待着没有意思”，就来到旁边李沛瑶家楼下，放下枪，脱下大衣和子弹袋顺手放在那里，蹬着阳台下的窗户爬上二层阳台，脱下棉鞋，穿着袜子打开一扇门进了屋。

　　他之前这样进过李家两次。“站岗时间久了，我发现别的首长出门和回来都是前呼后拥的，只有李沛瑶时常一个人出出进进，每次回来警卫把他送到家门口就走了，对李沛瑶的事也不怎么管。”他暗中观察，发现李一个人住，“家里没有警卫也没有保姆，买菜做饭都是自己干，连垃圾都是他自己出来倒”。

　　他第一次进李沛瑶家是在1996年元旦过后，那天他也站早上4点到6点的岗，也是因为“在哨位上站着感到挺没意思的”，想起“曾见过李沛瑶家养了一只懒猴”，推测李家“肯定有很多好玩的”，就想偷来玩。“进屋看见李沛瑶正在睡觉，呼噜打得特别响，连我进屋他都一直没醒。”

　　“看见他家的钱就放在明处，忍不住还是偷了。”那天，张金龙从李家偷了一块手表、一个打火机、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个BP机、20个胶卷，还有1950元钱。后来他把手表寄给了父亲，因为觉得黑皮表带太旧，还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换了条新的。

　　“事后李沛瑶没有声张，也就没有人知道。”后来他站岗时又爬进去过一次，偷走了一个索尼牌随身听、配套小音箱，还有其他一些小东西。

　　但2月2日这天凌晨，张金龙再次摸进李家，在客厅写字台抽屉翻东西时，李沛瑶“穿着衬衣、衬裤，趿拉着拖鞋从卧室里踱了出来”。

　　“他肯定饶不了我”

　　根据张金龙的供述,李见到他先是一愣，缓缓神后问道：“你怎么进来的，我的门是不是没有锁？”

　　“我想他一定看出我是来偷东西的，就慌忙说：‘对不起，首长，我是头一次，下次不敢了。’”

　　李沛瑶听罢坐到沙发上，张金龙跪下求饶。李口气平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了，听罢回答后说“你19岁就干这事”，挥挥手让他快走。

　　张金龙“顿时觉得他十分可恨，心想，我都给他跪下了还不行吗”。张起身下楼，想着“他肯定饶不了我，会和我们领导说这事，不如一了百了”于是到一楼后在厨房拿了一大一小两把菜刀塞在裤兜里。

　　走出厨房门时，他发现李跟了下来，正在下楼，“心里挺害怕，就不想动手了”。

　　李催促他快走。他走到楼门口时，听见李大声说：“你可要知道后果。”

　　他听到这话就急了，掏出小点的菜刀转过身。李沛瑶厉声喝道：“你要行凶吗？”冲上来夺刀，两人扭打在一起，“李沛瑶的力气还挺大的”，扯掉了张的一个肩章。夺刀过程中，张的手被割破出了血。

　　他急得胡乱挥着菜刀，混乱中不知碰到了什么，刀把和刀脱开了，刀飞了出去，张金龙手中只剩了刀把，他急忙扔掉，掏出大点的菜刀。李沛瑶夺过这把刀向张头上砍了两刀，然后向门外奔去并大声呼救，被紧追的张扑倒并夺走了刀。

　　“突然间李沛瑶一个翻身，仰面躺在地上，双手在面前和胸前来回抵挡着，我就势骑在了他的身上。这时他的呼救声音一声比一声大。他的呼救声吓得我胆战心惊，”张金龙紧张地向他乱砍一阵，“开始他还挣扎着抵挡、躲闪几下，后来我也不知砍了多少刀，渐渐地他不动了，也不出声了。”

　　这时张的脑子开始清醒：“坏了，闯大祸了，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接下去怎么办呢。”他想起曾看到李家门厅里有一口暖气井，于是把门厅地毯掀开找到井口，把李拖过去，塞进井里并盖上井盖，铺好地毯，再压上一个纸箱，把菜刀扔进了楼外另一口暖气井。然后他回到李家，到洗手间拿了拖把擦地上的血，“地面上的血真挺多的，几下就把拖把染红了，我到一楼卫生间把拖把涮了一遍，继续擦地”。胡乱擦完地后，他把拖把也扔进了楼外那口暖气井。

　　此时已近6点，他穿回大衣，拿上枪和子弹袋，跑到李家阳台拿棉鞋，结果把子弹袋忘在了阳台上。然后他在李家一楼门口穿上棉鞋，到2号哨位交岗。因为裹着大衣，接哨的战士没看见他身上的血。

　　交岗后他再次进了李沛瑶家，“把棉鞋脱在了窗户下面，穿着袜子从大门进了楼”。他找到扭打时被李扯掉的肩章，洗了把脸，在李家卧室里翻出一些衣物、手表、戒指、项链、打火机等物，还有一个装有数百元钱的黑色折页式钱包，把这些东西装进门口放着的两个空旅行箱。他一手拎一个箱子下了楼，从里面反锁了一楼的大门，走进厨房旁的一间屋子，打开窗户探身看周围没人，就把两个箱子从窗户递出去放到屋外，然后自己跳了出去，穿上棉鞋，拎着箱子往院墙跑。把一个旅行箱放到墙头上以后，发现有人来了，就赶紧趴在草地上。

　　来人是刚接哨的哨兵，对方让张起来，张央求道“让我走吧”。哨兵不放，要求张跟自己回队里。这时又过来一名哨兵，两人一起把张带回队部。

　　现场的血迹、指纹、鞋印、只穿袜子的脚印证实了张金龙的供述。公安部分管刑侦的领导对侦办过程表示满意，指示说，要弄清楚张有没有同伙才能结案。

　　调查人员发现，李沛瑶家的阳台很高。在对照了张金龙并不健壮的中等身材后，他们对张金龙是否真的能爬上去有了疑问。

　　为了办成铁案，调查人员决定进行现场试验。一名和张金龙年龄、身高、体重、发育、入伍时间和训练基本相当的武警战士被叫来，被要求不借助任何攀登工具，从张金龙供述和攀爬痕迹所示往阳台上攀爬。

　　试验证明，这是可以完成的。调查人员问那个武警战士：“这么高这么陡的墙，又没有什么可抓的，可踩的，你是怎么爬上去的？”战士“把头一昂”，“不屑一顾”地回答：“我们练的就是这个。”

　　“没有政治目的”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据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胡治安2004年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回忆，这起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96年2月3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召集了一场会议，中央办公厅、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会上介绍了案情经过：值勤武警张金龙潜入李家行窃，将李沛瑶惊醒，遭到严厉申斥和教育，随后杀害了李。白景富指出，“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

　　“不管是现场发现的作案痕迹，还是调查的张金龙的交往关系、家庭和社会关系，其证据均明确指向张金龙是利用值勤期间，单独作案。”在公安部就此案呈报给几位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左芷津写道。

　　在对本刊记者谈起该案时，左芷津说，“（网络上的传言）绝对是瞎扯。真的就是这么一过程，抢劫，案犯供述得很清楚。如果案犯觉得李沛瑶不对，被抓住了马上会说李干了什么坏事，因为他要救自己一条命。”

　　实际上，李沛瑶的家属当年已向公安部门提出了诸多细节上的问题。

　　1996年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民革中央会议室主持召开向李沛瑶亲属的通报会，参会人员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其中包括公安部、统战部领导，还有左芷津等刑事侦查、技术人员。

　　李沛瑶亲属有23位到场，他们身着素服、面色凝重。听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对侦破情况的介绍，亲属代表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其他哨兵没听到呼救？是否有流动哨？为什么张金龙几次入室行窃都在李家有人的时候？具体细节如何？张金龙杀人后为什么不尽快逃离？张金龙有盗窃前科，当兵时何以通过政审？……

　　在公安部领导安排下，左芷津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直到亲属们表示没有新的问题为止。这场会开到晚上7点多。

　　1996年5月2日，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审理终结，依照《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规定》，张金龙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但李沛瑶被杀案余波并没有到此为止。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张金龙一家和主要社会关系有政治问题，不过发现了张入伍的一系列违规事实：他初二没读完就辍学，曾于1994年2月、3月两次因盗窃自行车受到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其父曾是长治市北铁三局工人，1989年停薪留职后在农贸市场卖狗肉，曾有持刀伤人的犯罪记录。按规定，张金龙并不能通过入伍的政审。

　　按照左芷津的记录，在入伍的报名阶段，张金龙首先要经过他所在长治市铁三局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初步审查，并由派出所和原在学校签署政审意见，加盖公章，然后才可以进入下一步体检环节。张父通过关系找到了该市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并曾给其3000块钱。该副主任亲自带张去体检，遭拒后，找到人武部长说情，谎称张政审合格，请其安排体检，部长同意了。

　　同时，张父还找到张金龙的初中班主任帮忙，涂改了他人毕业证，制作了张的“高中毕业证”，审验毕业证的征兵工作人员没有看出来。

　　那位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还将《综合情况调查表》和《应征入伍公民审查表》交由张父自行填写，而这本该由组织派专人调查并填写。随后，张父还顺利搞定了学校、居委会、单位和派出所的公章。

　　武警部队北京支队接兵人员前来复审时，那位副主任带着接兵人员坐了张父租的汽车，接受了张父的宴请，在审查表签了“审查合格”意见，并加盖政审专用章。公安机关派到征兵办公室负责政审的政保副科长没有发现这些造假，也没有发现张此前盗窃的问题。

　　有那位副主任帮忙，张又顺利通过了最后的定兵环节。

　　“在充分调查取证基础上，那位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市人武部长、派出所内勤人员和张金龙父亲都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他涉案人员也视情节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左芷津在书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