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被起用原因：频繁给毛泽东写信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新京报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获悉，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平书信往来，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其中部分书信首次公开。

　　邓小平一开始对“文革”认识不清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开了争论。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邓小平传》写道。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