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宣部长刘奇葆：左棍搭车团派

　　香港近日出版的《笔杆酷吏刘奇葆》一书揭底现任中宣部长，从刘奇葆的早期开始，全面披露了他的升迁史。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黄小鸣说，他对当今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人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人基本都是搭上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快车，他们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当时的改革派元老的大力扶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此而上位的新贵，会成为新的改革者。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到现在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如刘奇葆等。

　　万里于七七年开始的三年间，在安徽做出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改革举措。比如：包产到户，这在当时，算一个颠覆性的举动。但放到现在，仅仅只有包产到户，显然已经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多数新任领导干部一样，第一项工作就是到基层调研。多年后，功成名就的万里回忆，“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去。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两三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瞭解到真实情况。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那时候，跟随万里下乡的少数随从中，就有时任政研室干部的刘奇葆。在跟随万里下乡的时候，年轻的刘奇葆充分表演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眼明手快。一路察言观色，将万里想看的，所关心的一一看在眼里。

　　但万里脱离农村已久，对实际情况的瞭解，并不清晰。他自己日后也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麽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麽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刘奇葆本是安徽本地农村出身，对50年代中期以来，安徽农村的赤贫状态一清二楚。尽管之前他的成功路径都是一路紧跟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新形势，但万里的到来也让他明显感觉到中国政治权力已经出现了变化。多年后，刘奇葆的曾经的同事就对我们说，刘奇葆一路青云直上的重要因素就是他始终能紧跟形势，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右批修还是77年之后中国高层权力集团的集体右转，他都能泰然自若地仅仅跟上，丝毫没有不适感。

　　在充分掌握了万里想看什麽，想知道什麽之后，刘奇葆就充分利用了自己对农村情况的熟悉，给万里看了他已经多年没有触及的中国农村底层的真实状态。观察家认为，根据刘奇葆后来的系列表现看，这并不是说刘奇葆有多实事求是，而是太过于揣摩上级的心思。也正因为这种善于揣摩的能力，刘奇葆迅速被万里提到自己的身边担任秘书。

　　比如，在定远县卢桥，刘奇葆就让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

　　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哌来。在这个曾经的鱼米之乡，万里问他有什麽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麽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据说，万里听罢，良久无语。但万里等是否会反思，这个玉米之乡如今的惨状，却就是他们这样的权力阶层一手造成的，而刘奇葆等是否会反思，他们在当大队书记的时候，亲手做了些什麽？

　　据说，在那段时间的出行中，万里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煳煳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告状。那次，万里他们几乎是落荒而逃。面对挣扎在生死线上多年的安徽人，他们是否还对权力保持着敬畏，还是一个未知。

　　日后，刘奇葆在与同事和下属吹牛时，经常会讲起其中的一些经历，比如，他们亲眼看见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尚有馀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多年以后，刘奇葆用这些轻松的语气讲述这些，并不是要请大家牢记这种残酷的画面，最后的落脚点，无一例外地最后都落脚到那时候，他紧紧跟随万里，做了些什麽。

　　当年，万里进行的系列巡查结束后，回到合肥，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当年的与会者告诉我们生活，面对上层权力的安排，曾经坚定的毛主义的干部们，一夜之间就做出了切割，紧紧跟随万里。在不久以后，看见中共高层对此又有异议，这些干部们又随时准备反对万里的改革。当陈云和邓小平等最终做出支持万里的表态，这些干部又一夜之间纷纷以功臣自居。那时候的刘奇葆的表现，和所有的干部一模一样。他们一言不发，唯命是从。凡是不出头，有了事有个子高的顶着。

　　万里在那次会议上，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情况。他说：“大别山那时候的小岗人穷得就像岗地上的石头，光熘熘的，穷得走投无路了，才会冒死一搏。”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还说过：“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麽？”这些话，他都说对了。只是在毛泽东去世两年多后，他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才终于搞成。

　　根据万里的命令，当时的安徽省委秘书班子连夜制定了“省委六条”，于1977年11月颁布，允许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78年春，安徽省委又顶着巨大压力，进一步提出“借地渡荒”政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客观地说，万里当时制定的“省委六条”勉强找到了一条农民走向温饱之路，并为纠正中共建政以后越来越左的农村政策，打开了历史突破口。

　　据悉万里日后与人聊天时谈到，在小岗村问题上，他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实际上，这样的阻力，在安徽省内部也不小，即使是一些身边的人。但在赢得邓小平的支持后，小岗村迅速地被树为改革的典型。事实上，也成了刘奇葆日后写在简历里的一个重要工作经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刘奇葆都时不时拿过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但他的同事们一再强调，那时候的刘奇葆，就是一个提包拿衣服，安排住宿的勤务兵的角色。在特定的时间跟上了特定的人而已。

　　但具有家奴政治特徵的中共各级秘书们，从来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元素之一。刘奇葆牢牢地把自己表现成为一个权力指挥棒下听话的家奴，为自己铺就了仕途之路。

　　1980年，万里从安徵上调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战，并在这场争夺中，将试图全面继承毛衣钵的华国锋驱逐下台。万里本人也成为中共8大元老之一。按照中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奴政治的传统，时年仅27岁的刘奇葆也迎来了在仕途上的第一次大的飞跃。27岁的刘奇葆赶上了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干部年轻化，广泛启用团干部的运动，被调到共青团安徽省委。再加上在万里身边镀金的3年经历，刘奇葆仕途连上台阶，历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30岁官至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成为中国政坛上最年轻的厅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