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煤上的山西帮瓦解：落马官员都倒在煤上

　   8月23日，星期六下午，山西省委临时召开常委会。会议由省委书记袁纯清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小鹏，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协负责人出席。会议带着鲜明的“应急”色彩：

　　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等6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其中包括4名省委常委，是名副其实的反腐“重灾区”。

　　自今年以来，告急的不仅是山西官场，2014年上半年，山西经济增长仅为6%。

　　集体腐败窝案之山西版，不同于四川等省份。梳理落马的山西官员，几乎每一个都是倒在了煤上，其背后实则是十余年来山西煤炭开采的狂飙猛进，煤炭作为政府手中掌控的自然资源，为山西官商的结合提供了丰润的土壤。

　　这个集团迅速膨胀的财富，带来各种荒诞，炫富和黑恶势力横行。但无以掩盖这个集团强大背后的脆弱本质：伴随着资源环境矛盾的日趋加剧，社会矛盾恶化成患。待至反腐风暴来袭，血煤之上危如累卵的山西政商联盟迅速土崩瓦解。

　　危险的联盟

　　以煤炭为核心资源的山西资源型经济，以权力和资本联姻为标志，两者的结合打造了一个官商高度一体化的山西帮，他们互帮互助，形成了一个高调的财富帝国，和一个盘根错节的地方权力王朝。

　　这个联盟的危险在于，资本和权力均失去了应有的控制，迅速膨胀成害。比如，山西的历次煤改，演变成了财富帝国和权力王朝自嗨的游戏，受益者都是这个联盟，而大部分老百姓只是损失的承担者，最具体的表现是山西过渡透支的自然资源和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

　　本世纪初至今十年，煤改经历了从“去国有化”到“国进民退”的诡异轮回。从“血色小煤窑”到“国有大矿大难”，安全生产是山西煤矿始终难解的结。

　　为了减少矿难，中央政府责令私人煤矿逐次提高矿井规模要求和安全标准；但地方政府为了鼓励煤老板追加投资，“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没有”，这些政策导致各路资本纷纷涌入山西，加之煤价一路高升，“山西煤老板”凭借强有力的地方权力网络而鸿运当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就有9位山西富豪。

　　2008年，暴风骤雨般的煤矿重组席卷而来，随着“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煤炭资源整合”工作的启动，山西政府计划将煤炭企业数量从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年产量不到300万吨的煤矿，将被山西省境内的大型煤炭集团兼并重组。

　　但是，山西的小老板们，凭借着娴熟的江湖经验，驾轻就熟的地方政商网络，继续游走在山西财富帝国的边缘：他们多以官员参股的形式，攫取着煤炭资源，参与小煤矿开发。

　　而真正晋商大佬，则泰山压顶，岿然不动。在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排名前一千位的富豪中，企业总部位于山西的山西富豪为22人，至少16位都涉足煤炭、焦化、冶金这三大产业，个人或家族资产在20-80亿元，这些晋商们再现了历史上“官商同盟”的辉煌，极好地阐述着“政商结合”代代长青。

　　6月19日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则彻底拉开了山西官场的口子。令政策长期主政要害部门发改委，并且朝中有人，办事神通。其给山西资源大省的发展格局打下烙印，依此山西亦形成旁根错节利益网络。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省的副部级官员，令政策亦深度参与到煤炭改制。早年间，山西掀起“煤改飓风”，推动山西煤炭业产业整合与发展。当时令政策便担任能源产业基金领导小组副组长，推动市场化运营的股权基金、信托等在山西参与煤炭企业重组。

　　十字路口的山西

　　“山西帮”盘根错节，其全盛时期，几可通天，掌控着山西煤改方向,如今连根端起，不得不令人反思山西十年煤改。

　　改革开放后，凭借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新晋商”以煤老板的面目再度“崛起”。煤炭资源几乎是大半晋商的摇钱树，然而，因挖掘“黑金”而高飞猛进的“黑色GDP”背后掩盖不住“血煤”之殇。

　　2007年，时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的令政策在两会上侃侃而谈：“十六大以来，山西省委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五年来，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降幅达48.6%。今年上半年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

　　不过，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的研究，十余年来，由于山西煤炭推动的政商结合，导致山西百万农村人口的用水危机，导致山西环境污染居于全国前列，他将这些问题概括山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战争”。

　　山西煤商狂飙的十余年，其实亦是中国市场经济走过初期的“野蛮”，开始形成产业规模、争夺全国市场份额，作为煤商的大本营山西，地方的扶持是其做大的基础，这就不可避免导致官商的深度结合。在此背景之下，地方性的利益和权力联盟疯狂生长，以至于山西成为反腐最重的灾区之一。

　　危险的联盟瓦解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山西的资源经济将如何发展，如何根本杜绝新的联盟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