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近来两提“新常态”引发各界解读,与其他观点不同的是,多维新闻对“新常态”的解读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进一步透视了习式治国的政治新常态,并认为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的新常态将比经济领域为中国带来更深彻的影响。但除此之外更要看到的是,相较于中国,世界更加急迫地需要适应习近平的各种“新常态”。
20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形成的“新常态”,这些年来已经被世界逐渐适应——许多学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僵住到世界的未来这一趋势不可阻挡,而许多资本也识时务的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然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并非只在经济领域产生新的互动,但对习近平上台后带来的各种政治“新常态”,世界目前显然还未做好适应的心理准备,而这些不适应已经为世界造成了损失。
习近平治下的政治“新常态”让世界所要面对的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国,从前的视角已经让世界越来越看不清中国。如果说经济“新常态”已经是世界逐渐接受的现实,那么政治“新常态”则是当下西方世界内心抵触、不愿面对的现状。
首先不愿面对的是中国反腐“新常态”。腐败严重作为长期以来西方指责中国专制、政治不透明的重要“证据”,为向中国输入西方价值观,宣传中国应当无保留的推翻当前体制、全盘西化提供了理由。因此当近两年来中国反腐持续火热时,西方媒体几乎一致的以权力斗争的思维来解读中国反腐,甚至演绎出一系列与反腐相关的八卦故事侵蚀反腐舆论场。不久前,《纽约时报》中文网曾刊文称,周永康案公布后,中共再释放出将反腐枪口对准江泽民的信号。而更早之前,令政策落马时,也有海外媒体解读为“瞄准令政策,剑指胡锦涛”。然而事实是,不愿割裂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三十年的习近平,当然也不会愿意将江泽民和胡锦涛从中共执政历史上割裂开,因为这种对传承的割裂会影响本届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西方媒体这种违背现实的政治八卦演绎,不仅是对中共政治的不了解,更带有一些故意误解的恶意。过去,西方媒体总是批评中共思想僵化、无法适应时代的潮流,而现在,他们何尝不是在犯着相同的错误?原先被他们定义为专制政权的中共如今展现出一系列政治“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反腐不仅拥有它本身的意义,还被赋予了为改革开路的使命。中国太过正面的现实,无疑与西方世界“定义”的万恶之源的专制形象相违背,如果承认这一现实,那么不仅他们的诚信将被质疑,连他们坚信的价值观也会动摇。但这种故意的“误解”无异于将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对西方世界的政治进步毫无益处。
其次不愿面对的是中国改革“新常态”。相较于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常态,习近平上台后的改革速度与改革力度则明显是一种“新常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推出 六大领域的60条改革决议。在这张改革蓝图公布不久之后,多项改革的具体方案就立即出台并马上实施。仅仅在三中《决定》公布一个月后,中国施行了50多年的劳教制度就被全面废除。随后停滞了十年的司法改革重新启动,在政法委全面被踢出常委队伍后,2014年6月,上海、广州、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省设立司法改革试点,意在根除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痼疾,实现地方层面上的司法独立。7月30日,中国大陆取消了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别,终结了自1958年以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9月4日,教育改革的方案也出台,被认为是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改革,被期望解决十几二十年来教育系统饱受诟病的种种弊端……
可以说,这种改革效率在中国的过往不可想象,在今天的西方更不可想象。但面对这样的高效改革,中国与西方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中国各界对改革的期盼已久,因此对习近平的改革“新常态”自然是喜闻乐见的,西方则往往对中国的高效改革表示担忧:由习近平主导的改革固然高效,但也充满了人治和专制意味,专制代表着高风险——向好的方向前进的速度快,向坏的方向崩塌的速度更快——因此宁可要庸庸碌碌、不好不坏的民主,也不要高效高风险的中国模式。
然而这种观点经不起仔细推敲,在国家治理上庸庸碌碌怎么能不坏呢?众所周知,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从他上台之初即全力推行,然而由于民主内耗导致的庸碌,导致其进度缓慢之余仍造成诸多隐患,遭到广泛指责。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民主内耗不仅在美国存在,也是当今诸多民主制度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且这种问题是致命的,而不是像许多西方学者和媒体说的那样,是民主带来诸多优势之余的一点副作用。台湾式的民主可以说是内耗弊端的最典型案例,政党与政客只在乎获取选票而不在乎台湾长远发展,使得许多推动台湾进步的议案难以通过,大陆做出巨大让利的服贸协议也无端被抵制。在这种内耗作用下,台湾的经济增长已在亚洲四小龙中垫底,而随着中国大陆与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台湾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更是被逐渐边缘化。
有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今天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史鉴。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从未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被击溃过,其衰亡完全源于民主内耗。罗马帝国后期,政客为取悦选民罔顾帝国长远利益与安危,开出许多匪夷所思的支票——罗马假期一年在200天以上的情况下,自有市民仍要求执政者免费提供饮宴和野蛮的斗兽竞技取乐。如此民主终于将帝国的余晖燃尽,随即,罗马帝国靠选民而非世袭的政治制度也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被整个人类社会遗弃。庸庸碌碌的民主制度并非不好不坏,而是一辆缓慢行驶却无法挽回的驶向深渊的列车。正视中国改革“新常态”,不再为自身改革低效找借口,是西方世界从这辆开往深渊的列车上下来的最好契机。
最后,也是最不愿意面对的是中国“新常态”开始带动世界政治变动下的政治范式转移——中国的“新常态”或将为世界政治制度的进步作出贡献,西方民主不再成为国家转型的唯一选择。
今年6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访华时深情表白,阿富汗希望走中国模式。作为美国“重要的非北约盟国”,阿富汗长期受到美国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而当前的阿富汗政府也一直被视为美国白宫扶持的民主政权。然而这样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却表达了对美式制度的失望与对中国模式的渴望。纠其原因,无外乎民主与自由没能给阿富汗带来稳定与繁荣。多年来,阿富汗一直呈现极度贫穷和军阀割据现象:基础设施因久经战乱而破败不堪;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狱中的军事和暴力行动一直持续;大量未爆地雷、非法鸦片和海洛因威胁民众正常生活……满目疮痍的阿富汗渴望发展、渴望教育普及、渴望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方面,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的最佳典范。
对“西方民主”水土不服的并非阿富汗一家,埃及、利比亚等经历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国家,大多也表露出西方民主的无力。在经历一番民主折腾后,这些国家比“民主”之前更糟糕——国家动荡、经济滑坡和社会分裂的代价让埃及和利比亚滑向衰亡的更深渊。
阿富汗等国“西方民主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割裂开来——改革带来动荡,动荡阻碍发展,停滞的发展再引发剧烈的改革,从而进入一个自我消耗的死循环中,丧失了数十年的发展时机。反观中国政治的“新常态”,无论是推行改革还是发展经济,都坚持以稳定为前提,这一理念无疑更适合久被动荡、发展停滞等问题困扰的许多国家。如果西方世界能正视中国“新常态”将带来的世界政治制度转变,那么将为终结盲目民主为世界诸多国家带来灾难提供一大助力。
除此之外,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新常态”已经以更直接的方式对世界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反腐“新常态”截断了国内官员的贪污之手外,也让摩根不能再通过雇佣高官子女牟利,葛兰素史克不能在通过行贿占领市场,进口汽车不能再通过垄断漫天要价。外资从此要开始在中国适应脱离超国民待遇的生活。另一方面,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变为“主动出击,积极有为”,习近平的外交也进入“新常态”。在这一“新常态”下,美国如何适应“新型大国关系”,从围堵中国的对抗战略思维中走出来,接受世界政治格局转变,话语权此消彼长的现实,与中国互信共赢,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综上所述,崛起的中国由习近平带入一个多方面的“新常态”,中国“新常态”的转变对世界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适应习近平的“新常态”而不是一味排斥,是当前世界最急迫的功课。 (李园客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