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公布有关香港政改决定后，前香港港督彭定康9月2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英国政府履行“道义责任”，为香港问题发声。同时，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不理中方反对，继续展开有关香港现状的调查，而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也表示，英国有责任对人大决定作出清晰回应，批评英国政府忽视香港，不满英国忘记对香港的道义责任。
4日，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正式表态欢迎中国政府确认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强调政改细节应由中国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人共同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决定。同日，香港特首办公室也正式回应彭定康，重申普选议题与英国无关。10日，香港特首梁振英亦在《金融时报》撰文回应彭定康，直指香港和海外部份人士对人大框架过于保守的指责不是“真正的民主”的批评，重申中央提供的普选机会“正是香港人想要的”。
对于香港政改问题所引发的争议，彭博通讯社10日刊发“金砖之父”、前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评论文章，直指英国没有理由也没有立场再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呼吁有关人士莫再沉溺于殖民历史，应尽早正视现实。全文编译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北京在香港政治中应该担当何种角色，香港街头上演多场抗争。与此同时，一些海外知名评论家，尤其是来自英国的一部份人，也开始对香港事务指指点点，抱怨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其与英国政府在1984年就香港前途谈判时所作的承诺。
两国政府在当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个中字句及其代表的所谓承诺，留待世界各国律师去辩论。但同时，我却对抱怨中国失信的言论更觉警惕，这种取态与欧美国家所盛行的中国失败论不谋而合：除非转变西方对其的印象，否则中国一定会失败。根据同一种思路，中国也应当继续维持香港的作用，并以其为模板，推进自身政治及经济发展。
在香港有长期投资经历，或与当局有长期交往历史的一些商业人士尤其怀念过去的日子（港英时代）。但是，中国领导人对于香港历史，以及英国和其它侵略者在期间扮演的角色，却有不同的看法。客气地说，双方的认知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
但是，无论各自的历史观点如何不同，来自英国方面的批评和议论能在香港问题上产生多大的效果，实在让人怀疑。香港人民当然有权发表自己的主张，但作为已成过去式的宗主国，英国已经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再对香港问题表达不满或反对。从英国将香港主权归还给中国的那一刻起，它就没有了抱怨或评论的立场，除非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国政府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所谓承诺。
在过去几年间，英国联合政府一直致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英国首相卡梅伦及其幕僚们意识到，如果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手画脚的话，力图参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英国企业也不用指望有所作为。长期参与中英经贸往来的话，你也会惊叹于当中所需付出的努力，和努力过后所能收到的回报。而英国当局也清楚，在某种程度上，伦敦能否维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要看它能多大限度地利用中国货币、贸易和资本市场改革的契机。如果再对中国内政品头论足的话，英国前景堪忧。
有些观察者会觉得，这样的逻辑卑劣粗鄙，他们会说，捍卫真理，至死方休。如果这句话能够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的话，我或许还会对这些人感到同情，但是，与任何可得的利益相比，英国或香港当地抗议者们所要承担的风险都要大得多。
抛开实用主义理论不说，我这一代西方人的世界观里包含著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任何事情都有对应且唯一的应对方法，除此之外的任何方法即使奏效，也都不足挂齿或不得应用。他们会说，如果中国不接受西方民主愿景的话，就不可能也不允许繁荣昌盛。
在198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还远不及英国，但到今年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将新增一万亿美元，经济产出也将突破10万亿，而这新增的一万亿，就比香港当前本地生产总值（2013年约为2725亿美元）的三倍还多，也将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达到日本的两倍规模，或等同于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总和，也就是英国的四倍。这种转变实在值得深思。
其实，来自中国内地的商业人士也很喜爱英国的许多事物，从英式花园，到英制学校和大学。加以正确利用的话，这种感受将让英国成为中国新兴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相反，继续沉溺于过往殖民主义历史的话，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