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国际处境稍显尴尬，出访蒙古计划被取消、欲访南非被拒签，欲访俄罗斯也被婉拒，在印度举行活动的时间被推迟。一位79岁的老者四处碰壁备受冷落，这样的情境，悲凉之余也是必然。近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在变化，从一个局外人、旁观者到一个参与者，这是一个重大的角色转换，借西藏问题敲打中国的手法已不再那么有效，利益当前，各国不再触碰中国的“红线”。
逐渐失去“朋友”的达赖喇嘛或许有三个结局：客死异乡转世终结，指认转世灵童未果，不谈政治回国。目前，国际上外部环境变化，垂垂老矣的达赖喇嘛亦乐观坦言与中央交涉顺利，由此推断达赖喇嘛以回国的形势来落幕的占比较大。但无论怎样，流亡藏人如果不能返回国内融入西藏，那作为一个流亡社团将注定被碎片化、边缘化。
春风不再得意
40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保持高密度出访，辗转于世界各国会见政要举行演讲，在博得同情和支持的同时，西藏问题也不断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与那一时期相比，达赖喇嘛近来有点儿“流年不利”。
对蒙古国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自1979年以来，8次邀请达赖喇嘛到访的蒙古，最近似乎刚意识到这一点。在蒙古国，藏传佛教信徒约占总人口的80%，达赖喇嘛拥有极高的人气。但近期，原计划8月出访蒙古国的达赖喇嘛，由于时间上与习近平“撞车”，行程被迫取消。他的访问因中国施压被取消还是第一次。
与蒙古相比，俄罗斯的回应则如他们以“铁腕”著称的普京总统一样霸气：达赖喇嘛若想访俄就必须首先远离政治——红线一拉，简单明了。与北京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如出一辙：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大门打开着，但只讨论达赖喇嘛的未来，不讨论涉及西藏的一切事宜。8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塞利格表示，“达赖喇嘛深深牵扯进关于西藏的政治议程中，对此我们无法坐视不理。”
2009年、2011年，南非政府两次拒绝达赖喇嘛入境，理由是担心激怒中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受影响。2014年，南非再次以同样理由拒绝了达赖喇嘛的签证申请，使其被迫取消了到开普敦参加诺贝尔峰会的行程。
印度方面的转变，则有些戏剧化。2011年11月，因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举行全球佛教大会，时任中国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对印度的访问不得不延迟了6周。在今年9月，这一情景发生了逆转。印度政府建议达赖喇嘛推迟举行宗教活动时间，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首次访问印度。看来，曾一度把达赖喇嘛当做尊贵客人、并允许其在全境自由活动的印度“变心”了。
自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后，中挪关系跌至冰点，两国高层往来已中断三年多。今年5月，达赖欲访问挪威，但挪威政府事先发表声明称，为了缓和中挪局势，将不会有任何一位部长出面接待达赖喇嘛。挪威议会议长托马森也表示，“与达赖见面不符合挪威的最佳利益，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致力于国际人权、维护和平的国家，我们就不能是与这个强国(中国)关系最差的国家。”
达赖喇嘛结局的三大猜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达赖喇嘛及他的流亡政府逐渐显现日薄西山之势。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推测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的结局有三种可能：一是，达赖喇嘛真正退出政治舞台后回国；二是，继续坚持所谓的高度自治，与北京谈判失败，转世终结，客死他乡；三是，指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继续与北京僵持不下。
对于结局一，最乐见其成的当然是北京方面，而对于漂泊在外的达赖喇嘛来说也未必是他不愿意的。达赖喇嘛近日再次表示，回到中国五台山朝圣是他多年来的愿望。同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吴英杰8月24日透露，“北京正与达赖‘私人特使’针对达赖重返西藏展开谈判”，并表示“正一帆风顺地进行”。而达赖9月2日在接受专访时就“是否认为在有生之年能返回西藏”问题的乐观表态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回答该问题时达赖表示：“这是相当明确的，因为事态在改变。”这样有回暖痕迹的态势，在此前双方的9次接触商谈中，都不曾发生过。
事实上，除去十四世达赖喇嘛，历史上握有西藏政教实权的达赖喇嘛共有三位，分别为获得蒙古固始汗支持的五世达赖喇嘛、康熙皇帝册立的七世达赖喇嘛、清帝退位后返回西藏执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教合一制度并不是惯例，而其他历世的达赖喇嘛虽无实权，但作为藏传佛教最高的精神领袖，仍受万人敬仰。目前，中央依然没有封死达赖的回归之门，还给了达赖对话的机会，如果达赖喇嘛不再醉心于政治，放弃一切分裂主义言行，返回中国，或许会受到中央的优待，例如恢复其全国政协委员职位。在国际环境上的走投无路、中央抛出“橄榄枝”的背景下，年迈的达赖喇嘛以回国的结局收尾，或许有望。
而对于结局二：客死异乡，转世制度终结。相信达赖喇嘛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北京比年迈的达赖有更多的时间。最困难的时期都挺过去了，现在北京自视大国崛起，在西藏也已直接经营五十多年，而达赖带领少数藏人流亡异国，老迈不堪，在国际上的影响日渐式微，无地盘、无枪杆子、无雄厚资本，没有向中央叫板的本钱，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如若达赖喇嘛所称，终结转世制度，那么，在其圆寂后，流亡藏人再无精神领袖，导致势力更加萎缩，增添了北京的筹码。
结局三，达赖喇嘛自行“选出”一位转世灵童，继续完成他未完的“事业”。达赖喇嘛在转世问题上屡次耍花招，先说要停止转世，继而又提出搞“在生转世”，随后又表示由自己指定转世，“自选后继”，还称要在国外转世……但此举已为他招致不少负面评价。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需要按照历史形成，既得到藏传佛教信徒拥护、也得到中央政府保护的宗教仪轨来产生。达赖喇嘛的奇谈怪论，只会让其失去一大批虔诚的藏民拥护者。结局的最后，由中央政府出面，在十一世班禅大师主持下选出一个转世灵童，成为十五世达赖喇嘛。这在佛教界和世俗社会都具有权威性，可以为社会认可，藏独势力也难有缝可钻。
无论猜想出几种结局，对于达赖喇嘛来说都难免是悲凉的，30万的流亡藏人注定被碎片化、边缘化。如果达赖喇嘛放弃所谓的高度自治和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大藏区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北京达成相互妥协，那么他还有可能终老故土，而北京也可以利用达赖在藏人中的宗教地位，巩固对西藏的管辖。此时，树倒猢狲散，流亡藏人不再是主流，北京方面不再费力拉拢，国际社会亦不再关注。流亡藏人的归宿是返回中国，否则终将陷入碎片化、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陈菡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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