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僧和政客之间摇摆 达赖三次转变

 

　　当人们在谈论达赖喇嘛这个人时，似乎已经忘记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中领袖的称谓，一如藏传佛教中另一领袖班禅。人们似乎也已经忘记现在的达赖喇嘛本名丹增嘉措，甚至还有个俗名叫“拉莫顿珠”，只当他是绵延数百年的转世制度下的第十四代达赖喇嘛。1935年出生于西藏东北青海藏区一个叫作塔泽的村庄的拉莫顿珠，在两岁之前与其他普通的、为数众多藏族孩童并无二致。不过，在两岁之后，其命运就发生了变化，他被认证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并更名丹增嘉措，成为新一代达赖喇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忘记了其本名丹增嘉措，达赖喇嘛成为他明确的代称。

　　达赖喇嘛的转变，可以说是随着西藏政治权力的更迭而演进的，大致经历了早期与中共向睦、矛盾激化出走达兰萨拉、与中共接触提出中间路线、政治权力交接空余宗教身份者四个阶段。在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无论是被动的选择，还是主动的施为，但都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转变，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一直在佛僧和政客之间摇摆不定，探求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的改变，有助于了解达赖喇嘛此时的心境，亦可以就此探究事态的走向。

　　从被裹挟到主动施为

　　在丹增嘉措（以下以达赖喇嘛代称）5岁的时候，登基接掌西藏的政治权力。先后由五世热振活佛、三世达札活佛摄政。1947年，前摄政五世热振活佛因被指控发动武装政变而遭摄政三世达扎活佛逮捕，并很快死于狱中。1950年， 面对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摄政达扎活佛被迫辞职，15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于10月17日正式亲政（达赖喇嘛亲政的年龄是18岁），处理政教事务。在中央政府解放西藏的初期，达赖喇嘛撤离拉萨赴西藏南部的亚东避难。1951年4月，解放军在击败西藏东部和北部旧藏武装后，达赖喇嘛于随后回到拉萨。1951年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达赖喇嘛被中央政府认定为与班禅额尔德尼一样的藏人宗教领袖。

　　一直到1959年为止，其后的8年是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蜜月期”。1953年，达赖喇嘛还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务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等职。他还曾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中共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人。1955年，达赖喇嘛还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比作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泽东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领袖像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不过，这一局面在1956年之后发生了变化。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度参加佛陀2,500年诞辰纪念活动。当时，中国各地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各藏区在内，而划分阶级成分、开展阶级斗争也让这些藏区的局势变得紧张，并进而影响到西藏的局势。1957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西藏的骚乱已成不可控制之势。

　　1959年西藏爆发骚乱后，24岁的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并流亡印度，并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达赖喇嘛作出的种种选择，是在各种势力裹挟之下的被动而为。那么，到了20世纪到7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则开始主动寻求政治权利。曾接受过长期的僧侣教育，24岁以优异的成绩获拉让巴格西的达赖喇嘛，此时已过而立之年，可以看出其已经有了带有自己鲜明色彩的政治主张。拉让巴格西，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格西最高学位。据称，只有经过几十年修行的极少数僧人才有可能获此学位。

　　因此，当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于1979年向达赖喇嘛提出“除了独立以外，其他什么内容都可以谈”的建议之时，达赖喇嘛决定将原有的恢复西藏独立的政策调整到所谓的中间道路的路线上。所谓中间道路，达赖喇嘛方面给出的解释是：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取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施行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可以说，这是达赖喇嘛在流亡印度20年后的首次转变。长期的僵持让达赖喇嘛抛出一个重新包装的，看起来不再是激烈对抗的方案。但这显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北京方面指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大藏区”，一是“高度自治”，因此就有了此后中国政府与达赖代表谈判的数度中断。

　　在藏人自焚上态度的摇摆

　　在经过长时间的拉锯而毫无转好迹象之后，达赖喇嘛希望做出改变。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将一切政治权力移交洛桑森格，由洛桑森格担任藏人行政中央总理。从洛桑森格上位之后，海外流亡藏人运动就开始出现转向。虽然他当选时曾坚定的表述，完全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不寻求独立和中国内部自治，不是分裂分子。但是，在随后的一连串的藏人自焚事件后，洛桑森格表态说，藏人正将自焚当做政治行动，如果中国政府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自焚事件将会立即停止。洛桑森格的表述显然比之前达赖喇嘛更有“分裂”意味，显露出藏人自焚行为已经成为洛桑森格等谋取政治利益的筹码，坐实了流亡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已然不惜牺牲藏人无辜的生命。

　　如果说洛桑森格的表现是“政客”本质使然，那么身为藏人精神领袖，曾信宣称摒弃暴力，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在信众接连自焚的问题上则表现出了一定犹豫和挣扎。早在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曾当众宣称：“我们都摒弃暴力，因为我们知道暴力抗争会导致新的暴力和苦难。我们始终坚持着非暴力原则，不希望给其他人造成痛苦。”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他还曾表示“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随后达赖喇嘛在伦敦被记者问到藏人自焚事件是否应该停止时还曾说：“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我的回答应该是零（should be zero）”，并表态已经将政治权利转移给了洛桑森格。

　　然而，达赖喇嘛2012年3月10日接受了来自美国4家中文网络媒体的采访。对于近期藏人自焚频发，达赖喇嘛表示十分困惑，“我不能说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不知道怎么界定错误，所以也不能说这是错误的。如果我说自焚是错误的，这将会对自焚者以及自焚者的家人还有留下来的人造成很大的创伤”。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中表示，自焚者的民族勇气是十分了不起的。但他绝对没有鼓励，也不鼓励他们去采用自焚的方式来抗争，原因是以当局此前的反应看，这类行为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跟付出的代价是不对等的。

　　深谙西藏问题的分析人士当时就对多维新闻表示，达赖喇嘛“自焚并不是错误”的表态，让人看到一个在佛僧和政客之间摇摆，一个难以褪去政治色彩的真实的达赖喇嘛。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具有藏传佛教领袖身份的达赖喇嘛在藏人自焚上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可以看到其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自信和闪烁其词，足见在其内心深处对于藏人自焚的行为有过挣扎，但最终还是政治诉求占据了上风。显然，已经卸去了所谓的政治权力的达赖喇嘛，并未真正的摆脱政治束缚转向修佛求真之路，而是依然深陷政治泥潭而无法自拔。

　　此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西方的退避三舍，可以说结结实实地扇了达赖喇嘛一个耳光。官方层面，访问时的曲意逢迎逐步向婉拒、降低级别转变，而西方媒体阵营也开始与此前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肆意报道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官方2013年年初侦破“藏青会”组织策划的自焚杀人案时有过预演，彼时，英国BBC、美国CNN、《纽约时报》、路透社等三缄其口。多维新闻此前分析指出，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至少给达赖提了个醒：己身于外部环境而言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当政治利用价值褪去后，达赖也只是一个垂老的躯壳而已。

　　转世终结论上的押注

　　而今，年近八旬已卸去政治身份的达赖喇嘛抛出的“转世终结”论寻求政治投机，再次让人看到一个在佛僧和政客之间摇摆，一个难以褪去政治色彩的真实的达赖喇嘛。所谓“转世终结”论，已经不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说。早在2008年11月，在印度达兰萨兰召开“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时，就在西方媒体面前提出了结束转世的论调。2010年2月22日，达赖喇嘛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再提终结论，“如果西藏人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到这一次，终结论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我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这一宗教制度将会伴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而终结……如果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来到这个世界并使达赖喇嘛建制蒙羞，我宁愿达赖转世的传统在我之后终结。”达赖喇嘛说。

　　蹊跷的是，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近日再次表示，回到中国五台山朝圣是他多年来的愿望。同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吴英杰8月24日透露，“北京正与达赖‘私人特使’针对达赖重返西藏展开谈判”，并表示“正一帆风顺地进行”。而达赖9月2日在接受专访时就“是否认为在有生之年能返回西藏”问题的乐观表态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回答该问题时达赖表示：“这是相当明确的，因为事态在改变。” 如此截然不同的局面，让人们怀疑这是达赖喇嘛有意为中共制造尴尬，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显然，在其宣布将一切政治权力卸去后3年多的今天，达赖喇嘛依然未能摆脱世俗政治权利的羁绊，从海外流亡藏人的福祉出发，最大限度的为他们寻求出路。

　　与达赖喇嘛接触过的人士评价：他是一个温和的老人，有政治诉求但并不极端，至性格上有些像孩子，但在政治上很聪明。这一点可以从他在习近平上位前后的表态可以看出。“我至今认为，如果胡耀邦掌权时间更长的话，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习近平似乎也在遵循这种现实性的主张，因此还有希望。”达赖喇嘛曾这样表示。多维新闻此前就曾报道，在最近的一次表态中，达赖喇嘛对习近平的魄力以及在欧洲访问时赞扬佛教贡献的态度予以了积极的回应。可以看出，达赖喇嘛有意将其个人出路及海外流亡藏人福祉寄希望于习近平身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把球抛给习近平。

　　“转世终结”论的抛出是一次投机式的押注，诚然外界很难揣摩出达赖喇嘛真实心境，但不难看出一个年过八旬的垂垂老者对现实的无奈和心有不甘。叶落归根与达赖喇嘛而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北京方面的想法是一致的。那么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双方如何在退让和妥协中达成更广泛的一致。我们不妨设想：不久的将来，已有50余年未曾踏上中国土地的达赖喇嘛，在某一天，以藏传佛教高僧的身份实现了到五台山朝圣夙愿，甚至被允许重回西藏故土作短暂停留，亦或是在上海或者其他某一地方获见中共高层，相信今日之中共有这样的自信。当然，前提是，达赖喇嘛真正卸下政治包袱，专注于其佛僧的身份。这对于达赖喇嘛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与海外流亡藏人乃至其众多信众的福祉而言却是上上之选，相信“政治上很聪明”的“温和的老人”亦会有这样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