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官场接连发生的周永康案、山西官场案陆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不断提高舆论对于此轮中共反腐究竟还能有怎样的惊天猛料的期待。在这些案件如一幕幕大戏相继上演之时，有一组数据并未受到关注，据陆媒统计，十八大以来，有67名国企高管因违纪落马，“一把手”达38人。结合习近平在8月18日要求调整国企高管不合理过高收入的表态，分析人士指出，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之变，正在进行时。
67名国企高管落马
“变局”是近两年来政坛关键词，“山西之变”、“广东变局”……而国企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构成，也在此刻迎来了它的“变局”。据陆媒统计，十八大以来，国企系统因各类违纪而“落马”的高管已有67人，其中担任所在公司或集团“一把手”职务的有38人，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等；担任副职的有25人，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鲁向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敏杰等；其余4人虽非企业掌舵人，但也身居要职或“肥缺”，如福建省烟草公司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孙佳和，陕西有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宝钛集团原技改办副主任李周岐等。
落马者涉及油、煤、气、电、通信、金融、运输、军工等行业，仅油、煤、气、电四个基础能源领域的就达到17人，其中有7人在石油企业，4人在煤炭企业，5人在电力企业，1人在天然气企业。国企高管落马行业较多的还有：建设投资领域为8人、传媒教育领域为8人、金融领域4人、通信领域3人，运输、盐业、钢铁及军工四个领域各有2人被调查。此外，烟草、冶金、有色光电等多个领域均有落马者。
对于海外媒体来说，记忆深刻的是2013年由周永康案引发的中石油人事变局。在2013年8月、9月，包括已经调任国资委的中石油原总经理蒋洁敏在内的大批中石油高层落马，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事危机，更是近年来中国能源系统最大的腐败系列案。据中石油股份董事会秘书局有关人士说：“此事发生得相当突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当时被调查的中石油高管除了蒋洁敏以外，还包括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原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总经理冉新权、原中石油股份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院院长王道富，这其中，王永春和冉新权分别是中石油第一和第二大油田——大庆油田、长庆油田的“一把手”，因此有业内人士直戳要害：“王永春掌大庆，冉新权掌长庆，李华林管海外，王道富管勘探，这次基本上是把整个中石油骨干班子端了”。因此有网民称之为“中石油四天王一日同落马”。而在此前，中石油最多也就是遭遇各地分公司总经理级别高管因腐败被调查的先例。
对于国企高管腐败的原因，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几乎都有了普遍的共识，例如政企不分。国企在经济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所以，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支持和扶持的对象；国企高管权力过大。在现有国企监管体制下，国企高管既掌握经营实权，又有行政级别或党内职务，有的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以及“优秀企业家”、社会名流的荣誉和光环。遭诟病最多的是，部分国企长期处于垄断地位，拥有绝对话语权和市场控制权，比如央企在石油、电信行业中拥有行政垄断优势，自然成为“大老虎”数量最多的地方。原中石化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国企贪腐第一人”的陈同海曾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来垄断？”而银行业作为垄断行业，其高管犯罪也呈多发态势。
进一步地说，周永康本人就是自国企这片沃土上畸形生长的巨贪。而与之同案的官员中，更有郭永祥、冀文林、蒋洁敏这样曾在中石油追随过他的“心腹”。但就是这样一些已经摆上台面的“弊端”，却在过去几十年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国企三变：反腐 减薪 取消行政级别
在被认为是习近平执政政纲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用聊聊百余字对国企改革划定方向——“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除了经济领域的讨论，在社会、政治领域，由官方表态，外界推测出国企最有可能面临的三个变化就是反腐、减薪、取消行政级别。
反腐已在上文有过详细阐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中共在处理很多事情上的通常做法。国企改革亦是如此。以中石化为例，正在进行的混改投标规模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这期间就存在巨大的灰色空间，如果不能打掉国企中的大老虎，不仅改革势必遇到阻力，谁又能保证这轮改革不会再度成为“蛀虫”们的饕餮盛宴？
国企高管减薪一事则是当下舆论场中的热点。8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提出，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调整“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并要“根除”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随后，中国多个省市纷纷公布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当中包括要对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作出严格规范。有报道称，主要国企尤其是金融银行领域的部分高管人员将面临减薪50%。
有北京观察人士指出，国企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不仅在民间引得诸多不满，从政治上来说，也一直备受诟病。有报道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为例，其2013年薪资为近200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一些部级干部年收入仅约为20万元。简而言之，作为中国近百家国企上级领导的国资委主任，其工资也许仅仅是这些国企高管的零头。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官方决定要解决国企高管薪酬过高问题时，舆论上表达不满的只有那一百多家国企的负责人。
对于国企的变化，“取消行政级别”是这三项变化中最受关注的。因为这直接涉及到用人机制问题。目前中国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有53家为副部级，还有中投公司、铁路总公司等正部级企业。此外，有一部分不隶属于国资委而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副部级央企，例如四大国有银行和中国邮政集团等，这些央企的领导身份在商人和官员之间自由转换，政企之间流动已成常态。例如从华能集团走出的李小鹏，从中海油走出的卫留成。
实际上，作为中共，对于国企高管拥有行政级别的问题早就心目了然，并一直试图解决。这种尝试甚至可以追溯到15年前。1999年9月22日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有：“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通知，要求“政府与企业要由行政隶属关系改为产权关系，取消企业行政级别”。2008年至2009年大型国企集体上市，国企领导兼任公务员显然不利于上市，2008年9月上海市委市府下发意见，要求取消国企领导行政级别，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但是所有的文件最终结局都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无疾而终。
如果传言属实，中南海真的下定决心要将这个遗留十余年的问题解决，在今日中共中央权威直接下达地方的大势下，做成此事实为不难。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既降了国企高管的薪水，又将他们从政治体系中划分出来、一无权二无钱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使现任经营者充分发挥经营才干？又通过什么样的选评机制将优秀的经营者吸纳到管理岗位上来？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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