孪生姐妹记忆中的中南海舞会:最怕江青

　　中央警卫局为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元老举办的周末舞会，是不少亲历者私下常谈的话题，也是局外人很想知道的事情。春耦斋舞会和中南海其它场所舞会相比，除了级别最高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中央领导人提供了集休息、娱乐、健身和社交活动的一个机会。罗棠因、罗棣因两姐妹因为是双胞胎，格外引这些领导人的喜欢。本文摘自《党史博览》，作者耿耿。

　　罗棠因、罗棣因，女，1936年10月出生，孪生姐妹，重庆市人。1950年3月同时参军入伍，同为空政文工团演员。现在的人们是通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两个红军小战士和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人体复印机》中的“原件奶奶”和“复印奶奶”熟悉她俩的。

罗棠因、罗棣因姐妹剧照

　　笔者曾就中南海舞会一事，采访过十多位空政文工团的老同志，其中有一对孪生姐妹罗棠因、罗棣因，以及罗棠因的丈夫李跃先、罗棣因的丈夫李光，他们都是中南海舞会的参加者。

　　牛畅幽默地说：“她们俩啊，是我们征粮队征粮时征来的！”一位朝鲜人民军军长要认姐妹俩做干女儿

　　《诗经·小雅》中有一篇题为《常棣》的诗，开头四句是：“常棣之华，鄂不韦华韦华(同音字：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是一首描写兄弟和睦相处的诗。常棣是一种植物，又名棠棣。

　　1936年10月，罗棠因、罗棣因姐妹俩在重庆出生。父亲罗文石于1924年考入巴县国民师范。罗文石在校学习期间，吴玉章、萧楚女等先后在巴县国民师范从事过革命活动。受革命思潮影响，罗文石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一对孪生女儿出生后，他引经据典，从《常棣》中各取一字，为她俩取名为罗棠因、罗棣因。

　　1949年12月30日，重庆解放。因重庆地下党组织此前几度遭到敌人破坏，已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罗文石，在距离重庆市北边几公里的巴县人和中学任教导主任，13岁的罗棠因、罗棣因则在人和中学读书。

　　此时，一支解放军征粮队进驻了人和中学，带队的是二野三兵团文工团歌舞队队长牛畅。战争年代，部队文工团不仅要宣传、动员群众，有时也负责征粮。白天，牛畅把征粮队分成几个小组下乡，空闲时间就在学校里排练节目。罗棠因、罗棣因天天和他们泡在一起。文工团一些北方籍的女同志听不懂当地话，路不熟，胆子又小，怕被农村的狗咬，问她俩能不能帮助带路，罗棠因、罗棣因高兴地答应下来，一人拎一根打狗棍，领着征粮队走村串户，征集军粮。

　　文工团的同志非常喜爱这对孪生姐妹。有一天，牛畅对她俩说：“你们给我们唱个歌吧。”罗棠因、罗棣因的母亲高砚耘是人和中学的音乐教师，教学生唱过很多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延安颂》等。牛畅叫她俩唱，她俩张嘴就来。牛畅听后，自言自语地说：“音还挺准。”接着，又叫她俩跟着学跳舞，她俩学得挺快。

　　1950年3月，罗棠因、罗棣因听说征粮队要走，闹着要参军。罗文石曾经是中共党员，对解放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对牛畅说：“你们要是喜欢我那两个女娃，就把她们带走吧。”牛畅回忆起这对孪生姐妹参军的经过时，幽默地对笔者说：“她们俩啊，是我们征粮队征粮时征来的！”

　　罗棠因、罗棣因本来就长得一模一样，穿上军装以后，两人站到一块，更是叫人分不清谁是大罗，谁是小罗了。

　　后来，三兵团文工团并入了西南军区歌舞团。牛畅、罗棠因、罗棣因，以及后来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江姐》三位作曲家之一的金砂，当时都在西南军区歌舞团。1955年5月，西南军区撤销，歌舞团则由团长牛畅带队，从重庆来到北京，并入了空政文工团。阎肃在重庆就和罗棠因、罗棣因在一个团，照理说相处时间不短，可是有时候阎肃也会把她俩搞错。在此后的中南海舞会上，许多中央领导都认识了这对孪生姐妹，但经常分不清谁是姐，谁是妹。康克清有时见到她俩，先要细细打量一番，然后才笑眯眯地用手指着，猜谜语似的说：“你是大罗吧？”

　　罗棠因、罗棣因在巴县人和中学时就跳双人舞，后来出名也在双人舞上。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姐妹，穿上同样的服装，既能扮演男孩，又能扮演女孩，天真活泼，别具特色。编舞的同志也有意识地为她俩编一些风格独特的双人舞。比如，那时她俩跳过一个名叫《鞭炮舞》的双人舞，表现的是两个小孩过年放鞭炮时的欢快情景。

　　1953年，罗棠因、罗棣因随四川省慰问团入朝慰问志愿军。因为白天有敌机轰炸，所以演员们每去一地，都只能在夜间行进。一旦遇到敌机轰炸，防空警报一响，演员们就跳下卡车躲避。坑道、战壕往往就是他们的舞台。罗棠因、罗棣因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群众的欢迎，纷纷把糖果、点心塞到她俩手里，都想把她俩搂到怀里，亲一亲，抱一抱。朝鲜人民军一位军长特别喜欢她俩，要认她俩为干女儿。说来也巧，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撤军，罗棠因、罗棣因参加祖国慰问团，第二次入朝慰问志愿军，又遇见了要认她俩为干女儿的那位朝鲜人民军军长。此时她俩已是空政文工团的演员，5年前的两个小丫头，变成了亭亭玉立的俊俏姑娘。三人见面，喜出望外，在绿树环绕的山坡上照了一张合影。

　　空政文工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映哲告诉笔者：“大罗、小罗去朝鲜时，可是不得了！把那两个孩子都宠坏了！走到哪，欢迎到哪。我那时候都不如她俩。这两个孩子也懂事，双胞胎，招人喜欢嘛！”

　　提起张映哲，如今的年轻人也许不太熟悉，可是有一首歌曲却是无人不晓，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题歌《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电影里的这首歌，就是由张映哲唱的。1959年，张映哲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演唱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

　　1958年5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等陪同胡志明在中山公园观看了空政文工团的演出。节日期间，首都各大文艺团体，包括院校和大型企业，分别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等游乐场所组织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分散到各处，和群众一道观看节目，欢度节日。那天，罗棠因、罗棣因演了一个朝鲜舞蹈《剑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这对孪生姐妹的演出，但印象不深。

　　1958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和游行，隆重庆祝建国9周年，6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燃放焰火的同时，各大文艺团体、院校、工厂、人民公社在天安门广场划分了演出场地，表演文艺节目。演一段节目，停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广场上几十个大喇叭便会同时放出欢快的舞曲，大家自由结合，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

　　那天晚上，罗棠因、罗棣因和空政文工团的部分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演文艺节目。当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开始跳舞时，天安门城楼上也开始跳舞。罗棠因、罗棣因先后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跳了舞。

　　国庆节过后不久，空政文工团便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到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节目和举办舞会。

　　毛泽东在舞会上一看到罗棠因、罗棣因姐妹俩，便面露诧异之色，问道：“我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们？”

　　罗棠因、罗棣因提醒道：“‘五一’节主席在中山公园看过我们的演出，还有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跳舞……”

　　毛泽东“哦”了一声，似乎想起来了。

　　除此之外，1958年有一幅宣传画十分有名：在几朵雪白的棉桃上，站着两位小姑娘。她俩身穿汉族舞蹈服装，头扎鲜花，额头垂着一绺弯弯的刘海，腰系绣花围裙，手持一朵棉桃，舞动在蓝天白云间。宣传画上两位活泼可爱、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姑娘，就是罗棠因、罗棣因。见过这幅宣传画的人，乍一见她俩，都可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毛泽东又问起了姐妹俩的姓名，罗棠因、罗棣因告诉了他。毛泽东口中念念有词：“棠棣、棠棣……”仿佛在背诵着什么。片刻之后，他用半是询问、半是肯定的口吻说：“谁起的名字，是你们的父亲？！”

　　“对。”罗棠因、罗棣因点点头。

　　“你们的父亲当过教师，他读过四书五经。”

　　“没错！他一直在学校里当教师！”罗棠因、罗棣因非常惊讶，没想到毛泽东能猜出父亲的身份。

　　中南海舞会通常在春耦斋、怀仁堂等处进行。晚上7、8点钟开始，12点左右结束，整个舞会进行四五个小时。舞会结束后，吃一顿夜餐。吃完夜餐，如果有新电影，就放一场电影。影片基本上是国产故事片和苏联电影。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电影便少了些。

　　毛泽东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对此，空政文工团的同志都由衷地佩服。毛泽东不仅和罗棠因、罗棣因姐妹俩交谈，也经常和其他同志谈古论今，说文解字。毛泽东就曾经给空政文工团女演员赵淑琴讲解过《百家姓》，告诉她为什么《百家姓》要把赵姓摆在第一位。

　　空政文工团有一位名叫岑荣端的广西籍女演员，在陪毛泽东跳舞时，毛泽东问起了她的姓名和籍贯。听说她姓岑，是广西人后，毛泽东沉思片刻，用肯定的语气说：“你是壮族。”

　　岑荣端辩解道：“我不是壮族，是汉族。”

　　毛泽东语气变得更加肯定：“你是壮族。不信，你回去问问你的父母亲。”

　　岑荣端很是纳闷，自言自语道：“我参军以后一直填写的是汉族，怎么变成壮族了呢？”

　　过了几天，岑荣端再次来到中南海，一见到毛泽东，就激动地说：“主席，我问了我的爸妈，我们家祖先就是壮族。”

　　毛泽东微笑着说：“我说你是壮族，你还不信。”

　　“主席，你怎么知道我是壮族的呢？”

　　听了岑荣端的问话，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笑而不答。后来，毛泽东送给岑荣端一套线装本的《毛泽东选集》，并且为她亲笔签了名。当岑荣端带着这套《毛泽东选集》回南宁时，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看到了。韦国清以一种羡慕的口气对岑荣端说：“毛主席也送给我一套线装本的《毛泽东选集》。但是毛主席给你签了名，没有给我签名，你的待遇不低啊！”

　　朱德对姐妹俩说：“我们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待人都很随和，江青就不行了

　　每天吃罢晚饭，朱德和康克清都要在中南海的湖畔散散步，如果有舞会，散完步就到舞会来了。朱德年纪大，晚上9点过后就回去休息了。毛泽东晚上10点以后才会来，朱德在舞会上一般不会和毛泽东碰面。毛泽东来的时候，朱德已经回去睡觉了。

　　朱德的家乡仪陇县位于嘉陵江的上游，而罗棠因、罗棣因的家乡重庆位于嘉陵江的下游，同饮一江水。朱德的乡音未改，而罗棠因、罗棣因的重庆话也说得十分地道。罗棠因、罗棣因去了几次中南海，朱德就喜欢上了这两个小女孩。他一来到舞会，常把这对孪生姐妹叫到身边，如同一位慈祥的老爷爷，用四川话和她俩聊一些家乡的事。朱德说：“我们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相互之间无拘无束，气氛融洽。

　　因为团里有演出任务，有时罗棠因隔了一段时间没去中南海。朱德见不到罗棠因，还有一点想念。等罗棠因再去中南海时，朱德朝她招招手，坐到一起之后，和她开玩笑说：“大罗，怎么不来了？好多天都见不到你了，是不是生娃娃去了？”当时还没有结婚的罗棠因，被朱德说得满脸通红，害羞地低着头。

　　罗棠因、罗棣因于1964年7月结婚。这一对孪生姐妹也有意思，她俩是同一天出生，同一天参军，同在一个团，同演一个舞蹈，又是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个地方举办婚礼。姐姐罗棠因嫁给了当时担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副团长的李跃先，妹妹罗棣因嫁给了当时担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队队长的李光。

　　许多中央首长都关爱这一对孪生姐妹，她俩谈恋爱的事，或多或少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见到她俩时，经常问问她俩的工作、生活情况，或者开开玩笑。

　　毛泽东有时候也喜欢和大家开玩笑，他对罗棠因、罗棣因说：“大罗、小罗，你们是京剧里的大锣、小锣。”

　　有一次，罗棣因换了一件新衣服，康克清一看到她，就拽着她的衣服，从头看到脚，嘴里不停地说：“小罗，你这身衣服真漂亮，穿得这么合身，告诉我，在哪儿买的？”此时的康克清，哪还有中央首长夫人的派头，倒是有一点北京胡同里大妈凑到一块聊天的味道。

　　参加中南海舞会的，除了有女演员外，还有男演员，男演员是陪首长夫人跳舞的。罗棠因的丈夫李跃先多次去过中南海。1946年3月，年仅12岁的李跃先参加了革命，入伍后不久便被分配到贺龙在八路军一二○师创办的战斗剧社。那是一个曾经创作出著名歌剧《刘胡兰》的剧社。

　　1964年，李跃先担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副团长。

　　作为男演员，从男性的眼光审视中央首长以及他们的夫人，李跃先自然有一番评价。其实，这些评价也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周恩来舞跳得最好，最潇洒，最有风度；毛泽东的舞步不大讲究；朱德则像手拉着小孙女在散步，不紧不慢地走着；刘少奇、王光美舞跳得不错，尤其是王光美，毕竟是北平辅仁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受过教会大学的高等教育，舞跳得好，高雅舒展；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待人都很随和，与大家谈得来。

　　李跃先回忆说：“中央首长的夫人大多平易近人。刘少奇、王光美参加舞会时，经常会把小女儿带来。我们团的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喜欢把他们的女儿拉到跟前，说说话，逗一逗，玩一玩。刘少奇、王光美在一旁看着，满脸微笑，很是开心。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切感，没有什么拘束，陪这些首长夫人跳舞，我们都感到自然。江青就不行了！她要么不来，要么一来就是前呼后拥地带好几个人。江青在舞会上出现时，头发弄得油光水滑的，有时候还要披一件大氅、风衣、呢子大衣什么的。只要江青一来，大家都有一点儿紧张，因为她爱挑刺儿，喜欢挑别人的毛病。舞会上的舞曲，有时是我们团的乐队演奏的，有时是放留声机唱片。江青一会儿嫌乐器用得不对，一会儿嫌乐曲不好听，一会儿又嫌太吵太闹。她喜欢听轻柔缓慢的音乐。不能说江青是外行，她当过演员，懂艺术，懂音乐，不是不懂装懂。但是她太挑剔了，就破坏了舞会的情绪和气氛。”

　　李跃先略带调侃地说：张映哲那天在毛主席面前哭得一塌煳涂。周恩来问张映哲：你能不能成为唱毛主席诗词的专家

　　1957年，毛泽东致函李淑一：“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便是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同时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的生前好友。此前，李淑一曾将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诗寄赠毛泽东。

　　1959年6月1日至7月24日，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映哲，以她那充满激情的歌喉、富有诗意的情调，演唱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为这首词作曲的，是著名音乐家李劫夫。由李劫夫作曲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等，被广大群众喜爱和熟悉。张映哲与李劫夫原先并不认识，李劫夫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后，张映哲觉得比较适合自己唱，就拿到1959年的全军会演中唱了，结果一唱而红。唱红了，俩人也就认识了。此后，李劫夫经常拿新作给张映哲首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由张映哲首唱，后来改成了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噼荆斩棘奔向前方……”周恩来非常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1966年，周恩来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打着拍子，亲自指挥百万红卫兵齐声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1959年秋，空政文工团指定张映哲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南海舞会并不完全是跳舞，中间休息时经常穿插演一些小节目。

　　那天晚上演出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坐在台下。张映哲上台以后，看见毛泽东坐在前排，距离自己仅有几米，正好面对自己，从来都不“怯场”的她突然感到有一点儿紧张，心咚咚直跳。音乐响起，她努力保持着内心的平静，用深沉浑厚的嗓音唱完了这首歌。歌声一停，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张映哲在台上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也在向她鼓掌。“毛主席听我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了！毛主席向我鼓掌了！”一股暖流涌上了张映哲的心头，泪水止不住地从她的脸颊流淌下来。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长时间地握着张映哲的手，亲切地说：“谢谢你，你唱得很好！”张映哲听了，心情更为激动，喉头哽咽着，不知说什么好。当时担任歌舞团分队长的李跃先也在场，谈起张映哲为毛泽东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情景，李跃先略带几分调侃地对笔者说：“张映哲那天在毛主席面前哭得一塌煳涂，下来以后还哭！我们想劝一劝，谁劝都不行，还劝不住，老哭！她太激动了。”

　　1959年10月，周恩来在建国10周年文艺晚会上观看了张映哲演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张映哲演唱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周恩来常在各种场合见到张映哲，对她也就熟悉了。有一天周恩来问张映哲：“小张啊，怎么我听别人都叫你大姐？”

　　张映哲扑哧一声笑了，脸上略带微红，答道：“我哪能当大姐！他们看我人高马大的，都叫我大哲。”此后，周恩来也经常管张映哲叫“大哲”。

　　看罢张映哲演唱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周恩来问张映哲：“大哲啊，我看你毛主席诗词唱得不错，你能不能成为唱毛主席诗词的专家？”

　　张映哲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答道：“总理，我水平低，成不了专家。”

　　周恩来笑着鼓励她：“你学习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诗词，张映哲加强了学习。阎肃懂得古诗词，歌词也写得好，张映哲经常向阎肃请教。阎肃给她讲解诗词，从广寒宫里的嫦娥、吴刚、玉兔，说到高山、大川;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说到毛泽东、陈毅、郭沫若。阎肃讲一段，张映哲就站起来唱一段，找一找感觉。

　　继《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之后，张映哲又先后演唱了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许多歌曲。

　　1960年前后，罗棠因、罗棣因在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先后到苏联、东欧、缅甸访问演出，加之恋爱结婚，建立小家庭，去中南海的次数逐渐减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南海舞会就停止了。罗棠因、罗棣因根红苗正，本应属于“红五类”。可是她俩过去跳过的民族舞蹈《剑舞》、《采茶扑蝶》、《春到茶山》、《苗胞婚礼舞》，以及苏联、朝鲜、缅甸舞蹈，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封资修”;就连小时候曾跳过的《鞭炮舞》，也被说成是“宣扬四旧，宣扬封建迷信”，因此受到了批判。

　　当时，空政文工团的驻地在灯市东口，离全国妇联不远，仅隔一条马路。有一天，罗棠因在大街上偶然遇见了康克清。康克清一眼就看见了她，罗棠因也愣住了。康克清怕认错了人，先问了一句：“你是大罗吧？”等确认之后，康克清高兴得不得了，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站在贴满大标语、大字报的人行道上，和罗棠因说了好一阵子话。临分别时，康克清和罗棠因还频频招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