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香港的两个错误评估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政改“连落三闸”，许多港人即时表示抗议，认为中央此次祭出“辣招”，实际上完全控制了香港特首的提名。的确，回首香港回归后的17年，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般紧张和无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这一切的源头何在？

　　2010年政改一役，北京和泛民中的最大党派民主党求同存异，成功达成共识，使香港政制成功行前一步。这本是弥合双方间隙，扭转香港畸形政治生态的一次绝好机会。然而事与愿违，非但人们期盼的社会和谐局面没有实现，民主党更受到来自北京全面的狙击和抹黑，对中央的信任产生动摇。而这一次政改咨询和“决定”的出炉让民主派固化了中央要对他们赶尽杀绝的认识。仔细分析，中央这种僵化治港思维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对香港社会存在的两个错误评估。首先，是北京对香港民心版图的错误认知；第二，则是对香港非建制派的认知上存在错误。以上两点均导致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激化了香港的社会矛盾。

　　对香港民心版图的认知错误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改决定之所以在许多港人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弹声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对香港民心版图的认识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中央可能从“反占中”在几天内聚集的百万签名受到鼓舞，认为建制派才真正掌握香港民心。且不论建制派及中央有关部门在这次操作中有多少操纵的因素。即使是真实，也与“占中”争取到的签名差别不乐观。中央需要清楚，支持保守立场的人主要是考虑到北京方面的态度，而支持进取方案的则是支持民主派的立场。如果民主派改变立场，市民不一定会继续支持他们，这反映了两种支持者的支持性质并不一样。在民主派的支持者中，他们标榜自己的独立思考，但在建制派里，主流的文化是如何更好配合中央的决定。因此，当我们划分两股势力的时候，不能只看表面数据，更要认识民意的性质，才能找到民心的布局。

　　而在对香港民心版图的认识上也必须承认，由于在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都与中国内地有显著的差异，香港市民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确实会与内地人较大不同。其中，因为市场经济和“小政府”的模式，“自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核心价值，而政治体制上的民主也是大多数港人追求向往的目标。这一点从民主派即使面对林林种种，拥有丰富资源的建制派团体时，仍然可以在立法会地区直选票数上取得领先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此，中央应该理解并在实际操作中予以体谅。

　　由于对“自由”的崇尚，选择的多元化、思想诉求的多元化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像人大常委会此次给香港下一道强硬的命令，就想让港人毫无异议地遵从，而这种“没得拣”或者“逼着选”的方案会让人感觉中央有意破坏这种多元，令香港社会走向单元，甚至变成唯我独尊的“一言堂”。要知道港人最反感的就是内地这种刻板的，唯上命是从的官僚体制。此次政改框架留下的商讨空间极小，引起香港市民的极大抵触实在情理之中。

　　而中共也要明白，港人崇尚另一个核心价值“法治”让他们格外重视专业法律人士的意见。香港两个律师公会对人大政改决定所表达出的疑虑也令广大香港市民心中打鼓，究竟中央要港人接受的这份带有强烈限制意味的方案从法理角度上说有没有问题，方案通过之后中央会否再有其他的附加条件？诚然，中共近些年来着重强调“依法治国”，在法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改善，但是他没能有针对性地释除港人心中的这种疑虑。

　　至于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爱国爱港”，其实，香港人长期以来的表现不可谓不“爱国爱港”。回顾历史，在被英国人统治了150多年之后，包括许多民主派成员在内的大批香港市民都努力争取让香港回归中国，在结束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上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而回归后的17年，这些人也是确保“一国两制”的政治理论在香港成功实践的中坚力量。鉴于此，北京又有什么理由去苛责他们不“爱国爱港”呢？只不过，许多港人心中“爱国爱港”的标准与中央政府不同，他们将给中共的香港政策建言献策，充当中央的诤友，也都视为“爱国爱港”的体现。对于港人的这种心态，北京方面一定有准确地把握，须知“忠言逆耳利于行”，不能因为某些人士提出了一些不合心意的政治建议就盲目将其打成异类。

　　具体到此次特首提名门槛的问题上，本轮政改决定要求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由于提名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建制派或有权势者，北京控制这群人可谓易如反掌。而代表一半以上港人政治诉求和心声的民主派几乎完全没有希望被提名成为特首候选人。对中央政府将一个代表着一半以上港人心声的党派排除在外，“落闸”的决定显然不符合香港民意。

　　民主派在香港有超过50%的民意支持，许多港人都与中央在对香港的治理形式上存在重大分歧，而这些恰恰是中央在处理香港管治上不容回避的问题。某些涉港官员对民主派的偏见，加上一些材料的误导，使得中央没有正确掌握香港的情况，以至于对香港的民心版图存在认知错误。事实上，民主派在香港拥有重大的影响力，是香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察政府施政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然如此，中央不能，也不应该忽视。香港的治理形式和特首候选人应该遵循大多数港人的意愿，代表香港一半以上民意的民主派无论如何应该有成为特首的可能，否则很难说特首选举符合“港人治港”的原则。作为“一国两制”的承诺方，中央理应认清香港的民心版图，意识到之前对民主派的错误评估，而不是错误地将民主派排斥在特首候选人之外。

　　在人大“落闸”决定出台之前，北京和香港的舆论曾经提出让香港民心回归的口号，但现在这一口号好像在社会上销声匿迹。多维在《香港普选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四大意义》一文中提到中央在内地改革上思想解放策略灵活，但在香港感受不到这股春风。是否香港是“弹丸之地”起不了多大风浪，与港人是“化外之民”搞事是其劣根性的这些概念在一些京官心中始终难除？他们也因此就容易戴上有色眼镜，看不懂香港的民心版图？

　　对香港非建制派的认知上存在错误

　　从政治光谱上划分，香港的政治力量大体上可以分为“亲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两大阵营。所谓建制派，通常在基本政治原则上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的立场一致或者接近，而民主派则都以“争取民主普选”为旗号，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全面普选。正因如此，中央政府的处理手段简单一贯，厚此薄彼，将建制派视为“自己人”，倾全力加以扶持，将民主派看作“敌对势力”，处处设防。可是这种亲疏有别的做法并不合理，不仅不能反映港人的正式意愿，更容易将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温和民主派逼向激进。

　　一般而言，民众政治光谱的分布为“中间大，两边小”，香港亦是如此。除了少数人有点激进之外，大多数港人都是务实的，是倾向于温和民主派的。过去二十多年，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民主派在无数大小不一的选举中都拿到不少于50%的选票，判断他们拥有超过一半的民意支持，应该是成立的。可是，由于中央总是将民主派视为“敌人”，令人形成一种错觉，即香港政坛是“两边大，中间小”。或许由于战术上需要，中央刻意将民主派中的激进力量放大，让社会各种势力被错误界定为“温和”建制派与“激进”民主派，真正温和的民主派却成为摆设。如果他们的“消失”真能壮大建制派也未尝不是好事，但现实的发展不能靠凭空想象。温和民主派的立场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核心文化，他们同激进派南辕北辙，继续打压他们只会将一半的香港市民推到对立面。

　　有鉴于此，中央政府不能再将代表大多数港人的温和民主派视作异己分子，否则不仅会制造更大的矛盾，还会造成中央无法客观掌握香港人民的真实呼声，也就不能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而如果想让香港尽快走出盲目的政治争拗，使香港政制发展平稳，化解当前的普选危机，中央应该视处理与温和民主派的关系为重要的一步，甚至可能是关键的一步，其它任何手段可能都需要从这里开始。中央要做好这一点，首先就要自觉区分温和民主派同激进派。

　　温和民主派不仅是理性政治的倡议者，还是代表50%以上港人意愿的积极力量。但某些治港官员将香港所有支持民主的港人都当成与中央唱反调的激进派，认为他们只要对中央的政策提意见，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于是，当有香港民主派发出与中央的不同声音时，就被当成激进派，一起被打上“敌对势力”的标签，甚至不加区分地给他们贴上“港独”、“反共”的帽子。这是因为在大陆长期一种声音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官员习惯领导一发话，大家集体一致同意的政治模式 ，一旦有不同声音出现，就被当成政治上不正确。这种思维模式放在香港显然不合适。

　　如上所述，“泛民主派”本身分为“温和”和“激进”，其中作为主体的民主党是温和民主派，是有着“中国认同”，成员大都是推动香港反殖民地运动的积极分子。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民主党便是“主权回归中国”的重要推动者，回归之后，更是在香港积极践行“一国两制”。对于像民主党这样的温和民主派，中央政府不应该抱着像对待“敌对势力”的态度，而是要争取一切温和的力量。

　　中央往往混淆了“反对派”与“温和民主派”的概念，将所有与自己不“同声同气”的人士全都一并打入“反对派”的行列。例如在香港“占中”问题上，中央认为支持“占中”的一方是“逢中必反”的反对派，即擅长与中央对抗和破坏，无论特区政府推出什么政策都反对。在批评中央的声音中，不乏香港温和民主派，但一些治港官员，特别是港澳办和中联办的一些大陆官员，把温和民主派这个最应该团结的群体的批评当成是“与中央唱反调”，说他们的抗议行为是“颠覆国家政权”，不得不说这些官员的思维方式过于刻板。在此次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首普选推出公认尺度非常紧的方案之后，民主派的反应大体都是温和的，没有太多的过激行为出现。占中三子的态度更是“谦卑”，称要将运动给香港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既然民主派在面对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政改方案的情况下依然还能保持温和，那么可想而知，倘若中央不再将民主派视为反对者或者闹事的，相信他们会以更多的善意来予以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属于少数的激进民主派，在香港紧张的政治局势里抢班夺权，大有一种成为民主派主流的趋势。某种程度上讲，激进民主派之所以能够屡屡绑架民意，占据舆论的上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央对待温和民主派的欠妥。当温和民主派提出类似妥协的声音时，由于中央的习惯性排斥，使得他们的主张往往落空，最终成为激进民主派攻击他们的借口。一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温和民主派的妥协方案无济于事，其结果便是激进民主派的声音只会更加流行，香港的紧张局势则会更加难以收拾。这样的局面，既不是港人愿意看到的，亦非中央政府所乐见。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改变过去对于非建制派的错误评估，意识到非建制派中的主体温和民主派是可以而且应该争取的对象。

　　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港人有强烈的民主诉求，公民意识很强，对政治高压做法十分敏感。如果内地相关官员不能很好反省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不因地治宜，一味以官僚式的保守僵化做法对待港人的政治诉求和一些敏感问题，就会使矛盾激化，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中央应该认识到香港问题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特殊性，既不能再错误地评估民主派在香港的民意基础，更不能简单地将非建制派视为反对者或是异己，唯有在此认识上去解决问题，才能缓和香港的紧张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