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苏式官僚体制 中共重建用人秩序

　　在中国大陆，社会上早就有一个顺口熘，即一个人能不能得到提拔，关键要“三行”：一是，你得行；二是，有人说你行；三是，说你行的人行。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最后一条。日前，一位体制内学者在反思周永康案时曾引用此语揭示当今中共干部选拔任用体制的“凶险”。

　　治政者首在“用人”二字，用人不善败事废政者不在少数。对于习近平本人而言，在一个巨变的“多事之秋”，用对人、用好人，知人善任方能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事实上，中共的用人危机正如中共反腐力度如此之大仍被诟病一样，关键在于制度推倒与重建。从目前已有的迹象看，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官吏制度的改革将很可能呈现一种大开大合的局面，在破与立之间，中国的官吏体系正面临着建政后最为深刻的变局。有分析人士认为，大陆人事组织这样的变局就是在汲取苏联僵化官僚体制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优化重组干部队伍结构和整个用人体系，启用在思维与行动中敢于“革自己命”的新旧体制下承前启后的改革者。

　　三大因素造成用人危机重重

　　十八大以来，中共人事变动呈现4大明显迹象。其一，“新生代”后备梯队上位。数据显示，目前省部级高官年龄构成中，65后为15位，其中1967年出生的黑龙江省长陆昊为唯一正部级别，最年轻的两位是1968年出生的杨岳（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1968年）和王晓（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1968年）。在此基本面上，新生代梯队地厅级得到大规模实力扩充。其二，经历换届后，省部高层调动仍然处在震动的剧烈期。2014年至今近百名省部级高官调整，其中包括稍早前因反腐连锁效应而导致的吉林、山西两省同时换帅，同时各地组织部长也进行大轮换。其三，各地四大领导班子构成和内部权力分布发生调整变化，如纪委书记在若干省区排位提前等。其四，人员缺位待补颇为严重，以广州、昆明市委书记落马为例空缺长达近两个月。而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至少有三大因素，或者说与中共的三大动作有密切关系：

　　其一，中共反腐打老虎、拍苍蝇造成的连锁效应，使得中组部人调兵遣将面临考验。反腐破局近50省部高官落马，意味着大批“预备梯队”不得不提前进入接班序列。有人说，中纪委反腐忙坏了中组部，中纪委在前边风生水起，而中组部却不得不再三斟酌的进行精挑细选。据统计，中纪委第二轮巡视13个巡视点期间通过中纪委网站通报48人被查，其中仅黑龙江省就达到13名。这意味着又一批职位空缺待补。

　　中组部地位冲要，一直是作为用人中枢而运作。实际上，在中央动手的同时，也有可能在寻找接续下一步棋，二者之间拥有比较默契的配合。但是更多时候，值得留意的是中纪委动作迅猛，不按常理出牌，以免打草惊蛇。对此，中共学者汪玉凯表示，替补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中央也非常慎重，特别是对于一把手的选择。

　　其二，全面改革意味着对党政官员的能力考验，在“旧式”官场生态下浸淫多年的官员面临转型的适应性挑战。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已形成固定的僵化官僚体制，对虚拟社会的应对能力、社会安全管理的维稳能力、传统的唯GDP主义政绩观的思维惯性……都形成对既有党政官员的能力挑战。

　　习近平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即包括执政能力的现代化，要求熟知现代政治运作和服务性角色定位的职业官员。习近平在今年4月份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干部选用原则会成为中共人事组织改革的一个重要核心。但一个明显的反例是，尽管近年顺应现代国家潮流，具有人文社科、管理学专业背景的官员步入仕途快车道，但其中也不乏如万庆良那样“何不食肉糜”的官僚主义者。而且，在旧有政治生态浸淫日久，进行及时转变的可能性几乎很小，必须依靠大量的新鲜血液注入。也就是说，当下官员受制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导致不仅现有的在任官员适应形势困难，而且后备梯队人员中也可能缺乏有效的补充。

　　其三，具体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擘画全局，并为此而成立包括中央三大超级架构在内的组织体系，而地方也面临着相应的人员调配，可谓多事之秋正逢用人之际，急需具有专业知识和开拓魄力的“干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15个领域、33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正如习近平本人所说，好啃的都已啃完，剩下的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意味着官员除必须具有现代意识外，还必须有专业知识，在推动改革时发挥效能。

　　当然，新成立的一应组织大部分都是与之前早已存在的其他机构进行合署办公，人事重叠现象极为普遍。但这并不表示，在相应领域便不具有用人危机。比如中纪委人员未增加，但是对人员要求更甚一日，通宵达旦的超负荷运作、深度介入金融等专业领域反腐，都意味着可能令其捉襟见肘。

　　习近平在上位之初便进行第一步的排兵布阵，不可否认必然带有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印记，为遂行其改革计划体现其本人意愿的空间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狭小。而在此后的时间中，与习近平本人有从政经历交集的浙江、上海等地官员受到重要，如李希、蔡奇、楼阳生等契合其用人风格者得到提拔，这一步骤奠定后续调兵遣将的顶层人员配置。外界相信，即将在10月份启幕的四中全会是习近平第一任期的近半，以此次全会为界，习近平为改革进行的调兵遣将势必加速，明确释放出用人新信号。稍早前，军方人事调整传言纷纷，大抵也是导引于2015年全面开局的军改使然。

　　汲取苏联败亡教训 碎步破立人事体系

　　2013年大陆网络曾出现一部动漫《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卡通人物一级一级沿着不同的职位向上跳的过程，阐述干部从低级别的基层做起，经过乡科、县处、厅局、省部等逐级晋升，从700多万干部中脱颖而出，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几率只有1.4万分之一，平均所需时间至少23年。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如此浩繁的人群中，为每个人每个岗位在适当的时间选对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中组部乃至各级地方组织部门的工作既重要又困难。

　　当下的中组部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HR（即人力资源部），掌管着8,000多万党员的升迁调配。尽管其用人体系经过多次修补，尤其是邓小平时代引入考绩，但它至今基本上完整沿用苏联模式，按照“官僚等级名录制”“官职等级名录制”进行管理，包括司法体系、公共事业单位用人都被高度地行政化。苏式用人体系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遭遇惨败，长达70多年的苏式用人体系导致的僵化官僚体制，实际上是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今，中国同样面临一个历史的节点，它同样暴露诸多弊端，甚至整个超级行政化的官僚人事体系都陷入一场困境。官员贪暴、特权横行；不谙实务，误党误国；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人事生态都陷入畸形状态。

　　此外，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中共曾大规模地仰赖“伯乐相马”式的用人机制，尽管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但以个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一个人命运来极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容易滋生小圈子政治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周永康的铁杆亲信、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东生从中共宣传系统突然调任公安部的仕途轨迹转变，背后周永康运作的痕迹明显。其实周永康、薄熙来等人大老虎下属的信条是“只知有恩主，未知有党国”。而追根溯源，周永康之所以在二三十年间获“带病提拔”直至政坛巅峰，豢养起一大批亲信组成的利益互保群体，原因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即曾断言“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使然“。

　　如今习近平多次发表用人制度讲话，一方面是出于用人危机，而另一方面，则是当下各立山头、依附关系严重、官僚体制僵化的政治生态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而在外界看来，中共当下整治风纪、纠劾贪官污吏甚严格，也绝非简单效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故例，而是在广泛意义上彻底打破继承自苏联时代的一整套行政体系，破除僵化的官场文化生态，同时“立”起新的制度屏障，严防死守，更化官场生态。

　　今年7月份深圳法官按照单独序列管理，这意味实行数十年的法官体系“去行政化”和“职业化”改革启动。在周永康时代，政法系最受诟病，高度行政化的体制决定了各省区法院主官非专业化出身比例惊人，主审法官“审而不判”，上级法官“判而不审”，导致弊案丛生。孟建柱接位动手司法体系摆脱地方党政干扰。上海等六省市将先行试点四项改革，其中地方党委不再具有对同级司法人员的“生杀大权”，由省直接任免地方法官检察官。同时，以上半年浙江义乌实行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为例，中共推行包含薪资在内的全方位公务员体系改革，破除官场潜规则。可以说，针对苏式官僚体制，中共主要延续两条路线进行用人体系的破除与整合，即职业化和去行政化。这实际上与中国古代“官”“吏”分掌，西方政务官、事务官分列，具有内在一致性。

　　同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现行的职称制度存在的一大弊病就是，职称一评定终身，减弱人的积极性，缺乏激励。而今，医院、科研、教育机构等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掀潮，并完善退出机制和职业化。8月份中科院公布了院士退出机制和领导岗位公开竞争的去行政化改革。此外，国有企业高管收入过高也一直广受诟病，中共表态“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这或许意味着不久国企高管去行政化收入调整也将定案。

　　习近平吁建立“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等。中共官方喉舌也曾多次披露习近平用人思维，指其偏重具备着实干一线、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喜欢的良吏，必须经得起个人名利、物欲享受、奢侈颓靡的诱惑侵蚀。这些碎步前进动作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诱发苏联式用人体系的崩溃和僵化政治生态的瓦解。而在此间，最为神秘的中枢机构中组部显然是最值得关注的。目前，中组部是最静默的，但一旦动作将必然引发重大的连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