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从高层到各学术机构，“左转”之风骤起，“阶级斗争”再度被频频提及甚至登上喉舌报端。当时《人民日报》刊文称“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当时“左祸之风”飚向社会各个领域，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被斥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大学生被视为高危族群。当局规定，研究生毕业要先到农村锻炼两年才分配工作，市场化被斥为“和平演变”阴谋，“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奠定今天中国发展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看似刚刚起步，就要被扼杀于襁褓。后来若无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锤定音，恐怕今日中国还要在“左风”中徘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人未曾想到，在今日中共继承邓小平遗志，大力推进“二次改革”之时；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力推“政治现代化”之时；在习近平刚刚出席完政协65周年大会畅谈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商量办事”之时，再度有号称“高级智囊”的社科院学者，“不甘寂寞”，怀“文革复辟”之心，从陈旧的武器库中重新拾起以“阶级斗争”为代表的极左理论，大肆宣扬，逆民心而动。
习近平谈协商民主 王伟光谈阶级斗争
9月底，在最新一期《红旗文稿》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虽然文章题目看似在谈“人民民主专政”，整文却是在谈“专政”，谈“阶级斗争”，不仅罕见“民主”字眼，更是只在旧书本中翻找马列恩毛的理论，而罔顾中国社会的大势。该文一经面世就引爆舆论，随后官媒《环球时报》发文称，重提阶级斗争并非政治信号，中共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也加入“讨伐”，该报9月29日刊文并直接引用邓小平的话称，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这些话是9月23日，习近平在政协成立65周年上讲话的内容。在这番讲话中，习近平不仅一再强调“协商民主”，万事好商量。而且还援引了中共建政元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中国政府在“协商”问题上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说过：‘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周恩来同志说过：‘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
虽然习近平政协讲话中不断强调“万事好商量”，团结各阶级，但是在看似“中共智囊”的王伟光眼里，并不这样看。王伟光文章通篇下来，向世人表达的观点就是，虽然中共总书记今天一再强调“协商民主”，但是与“人民的敌人”而言，就不存在协商，不存在民主，只需要斗争，只需要革命——“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习近平称“万事好商量”，王伟光却称“阶级斗争之火不能熄”。论调之相悖，何止南辕北辙，简直千里之遥。习近平“民主”讲话一出，中国舆论界赞声一片。如果将习近平此番说民主，以及在孔子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和即将到来的以“法治”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就能够发现习近平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分别强调民主、传统文化、改革、法治。但是其背后，实际有一条清晰的主脉络，那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的问题。依照第五个现代化的价值判断，不管是政党，还是国家，都应该注重对人权的保护，不能用肉体消灭的方式和斗争的方式来粗暴对待不同的声音。可是，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如此强烈的斗争思维很有可能会让第五个现代化走偏。
左风祸国 背政治现代化而行
在中共建政65年后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保证中国这艘大船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航行。而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为主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成为保障。“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撇去传统中共政治文化中“斗争思维”。这一点不仅是习近平自己的努力，也是从邓小平开始，江、胡、习四代中共总书记一直在做的事情。
在今年8月底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就刊文刊登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其中第一点就是文革后冲破“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羁绊，依靠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动力，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
邓小平以降，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还是胡锦涛的“和谐”观，都是不断在为“阶级斗争”降温，努力将中共由传统的“革命党”，带向“执政党”的道路上。因为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如果是执政党，就需要争取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尽力将所谓“敌人”降到最小化。即使有所谓“敌人”，也是在国家层面，而非取决于“阶级属性”。解决方式，或者通过法律判决，或者通过温和的方式惩罚，但都会避免像文革时期那样，“一拳打倒在地，千万只脚踩上，永不翻身”的情况。
但是妄视中共四代领导人前赴后继推动中共政治现代化的努力，曾经将三年自然灾害粉饰成“探索性错误”的王伟光，再度费劲弯下腰，从已经陈旧的“军火库”中翻找出“阶级斗争”的理论。且不论他是想为文革“招魂”，还是抱着要做“帝师”的心态，挖空心思要标新立异，逆潮流而动，都没有表现出一个社科院院长应有的理论素养和现代化思维。
深受文革之苦的邓小平在复出之后，曾高度强调反“左”问题，他曾表示，“‘左’的东西长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党。纵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不解决‘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邓公此论，言犹在耳，本已深感中国必定不会再回文革的众人，在听的此番“重谈阶级斗争”论后，恰似忽闻惊雷，舆论惊诧，左祸依然！ (王雅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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