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一个打着时代烙印的词语。全称“知识青年”，特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这句“最高指示”的鼓舞下，累计有10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形成19世纪50、60、70年代中国的一道特别风景线。
当成百上千万的知青满怀热情来到农村劳动、生活时才发现，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但却未必“大有作为”。相当多的知青在劳动和生活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收到了一封知青来信。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李庆霖在文中以哭诉般的语言写道：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读完信件，毛泽东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他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实际上，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中，与男知青相比，女知青的命运更加凄凉。她们要承担同等的体力劳动。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
此外，女知青还要忍受各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里那些伸向她们的“黑手”。公开的资料显示。在当时各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里糟蹋、残害女知青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当时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记载一些真实的案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叫贾小山的营长，先后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20余人；还有一个叫张国亮的连队指导员兽性大发，先后强奸女知青30多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李耀东分别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多达299人，罪犯中涉及有部队现役干部209人。各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涉及糟蹋、残害女知青的也为数不少……
新华社《情况反映》所透露的，只是各地知青在基层接受“再教育”的种种负面情况的冰山一角。更多悲剧被掩埋在历史的角落，也许永远都不会被人知晓了。
新华社的报道被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毛泽东愤然做出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总理怒不可遏地批示，“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追查残害知青的行动。
文史作家邓鹏在《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写道，“云南某部队300多军人中竟有30多人被处理。黑龙江、内蒙等兵团的一大批高级将领被解除职务……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
受糟蹋、残害女知青等事件的影响，国家的知青政策也在进行调整。1974年6月22日和8月7日，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解决全国知青问题特别是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在那以后，女知青成为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的“高压线”。同时，国家允许一部分知青回到城市工作、生活。这些举措，让知青的生存环境有所好转。
1980年5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在经过一股回城的潮流后，历时25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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