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多日的香港“市民抗命运动”曾有两次缓和的转机：一次发生在十月二日，政府和学生双方同意进行政治对话。但是，随后黑社会成员在旺角暴力袭击示威人员，学生认定政府偏袒和纵容黑社会，搁置对话。另一次发生在上周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进行了两轮对话筹备之后，香港政府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指责学生坚持反对中央政府政改方案和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宣布暂停对话。
难得的对话机会两次瞬间即逝，令人痛心。显然，有人不希望和平解决危机。究竟是谁在处心积虑地一再激化矛盾并且摧毁对话机会呢？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在街头已经持续十八天，恶劣的天气已经使示威者显露疲惫。对话提供了一个结束街头行动的契机，学生及其支持者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巩固街头抗议的成果，以便更加冷静地思考下一步的对策。所以说，对话应该是学生所需要的。
政府方面的行动却耐人寻味。在此次抗议活动中，每当局势有所缓和，总是有一些人出来激化矛盾，这些人中既有“拥护政府”的黑社会成员，也有包括特首梁振英在内的强硬派官员。在北京，《人民日报》和其他官方媒体一改在事件头两天的沉默态度，连续发文强烈指责示威的民众，上周六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更进一步明确地将香港的示威定性为“动乱”。
政府方面的行为不由得使人们联想到二十五年前中央政府对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运动采取的强硬立场。从运动发展的节奏看，今天香港金钟广场的学生示威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每当示威者的情绪在社会和政府中的温和派领导人劝说下稍微有些缓和的时候，便有强硬派出来用各种方式激化矛盾。
二十五年前，党内的改革派赵紫阳等主张安抚学生，并且派中央书记兼统战部长闫明复出面与学生商谈，基本上已经成功地动员学生返校；但是，得到党内政治老人支持的以李鹏为代表的强硬派不断高调指责学生，并且用秋后算账的威胁将已经回到校园的学生又激回广场。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强硬派占了上风，政府为血腥镇压找到了借口，刚刚起步的中国政治改革被扼杀。
联想到一年多以来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日趋强硬的立场以及习近平越来越强势的领导风格，特区和中央政府对待香港街头抗议的强硬立场便不难解释。香港发生的这场以争取真正普选权利为口号的街头抗议，在抗议者的眼中是一场争取民主权利、抵制中国政府将专制的政治制度逐渐移植到香港的抗争；在习近平和中央政府眼中，它是一场关乎中央能否对香港行使的治权的斗争。
在香港主权回归后的十七年里，政府曾经两次在类似的博弈中败北：第一次是二零零三年不得不搁置特区《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的立法程序；第二次是两年前不得不放弃强制推行对香港中小学进行洗脑的“国民教育计划”。“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计划”都是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由特区政府出面推行的；他们的被搁置都发生在香港市民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之后。
前两次由于香港民众示威所导致的政策调整都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习近平在上台以后，展现了与他的前任完全不同的领导风格。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他所欣赏和效仿的是俄国政治强人普京。根据他上台近两年来面对国际争端、党内权斗和对国内民间反对派的钳制等方面所采取的强硬政策看，他在香港问题上不会延续胡锦涛的风格。
对习近平而言，在香港展示强硬路线似乎是一场危险不大的政治博弈。他有把握得到香港商界大佬们的全力支持，同时也能动员那些因示威造成不便的市民出来反对学生。在他看来，时间不在学生手里。更重要的是，他在香港问题上的强硬风格能够进一步巩固他在中央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权威，因为他让人们看到，他甚至可以正式宣告邓小平承诺的“一国两制”政策的死亡。
可以预见的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将由政治层面向司法层面、社会层面不断扩展。但是，无论是发动黑社会和其他市民的围攻，还是派警察强行清场，中央和香港政府都不会成为这一轮斗争的最终胜利者。因为此次香港学生和市民抗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能否得到“真普选”的权利，更在于他们不畏强权勇敢播下的火种终将再次点燃大陆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干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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