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路在何方 习近平和他的六驾马车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穿过风浪中心，乘着这黑色的航船。苏格拉底（Socrates）将阿尔凯奥斯的诗句作了最为透彻的政治学解释——航船与舵手被引申为国家与领导者的关系。今日的中国，犹如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有时迷雾缭绕、有时风浪交加，它能否坚守自己民族复兴的航向并安全前行，决定于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如何走好改革航线并稳住舵把。“开局定胜负”，当人们试图推演中国第二轮改革沙盘的走向，透视现任七常委近两年掌舵中国的政治表现，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应有之举。

　　两年前的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刚刚当选的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下，穿过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口，面对现场500多名中外记者，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执政的开始。此后，习近平的言行备受关注，海外观察家们试图从中去琢磨中国的政治风向。实际上，早在当年11月29日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就已经明确地表示，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内涵，这亦是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施政目标，而通往民族复兴之路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改革。

　　如今，两年的时间过去，从上台伊始宣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顶层设计”的改革蓝图，到即将开始的以“依法治国”为轴心的四中全会；从正人先正己的政治局“八项规定”，到整饬官风的群众路线活动，以及事关民生的计生、户籍、教育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核心议题，习近平俨然成为了整个中国政坛的舵手。甚至在外交上，习近平用“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这样直白的语言体现出中国的话语权和感染力。西方媒体认为习近平不仅成为中国最具权势的人，也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世界领袖。而其他六大常委业已形成新的清晰分工，以众星托月的态势全力配合着习近平，用一种少有的刚烈之势开局他们的新政。

　　习近平的强势中央

　　十八大上，中共政权完成新老交替，政治局常委人数从九人回归到七人，当时中外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这么安排有助于中国的政治决策效率。事实也证明，过去九常委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实际上是“各把一口，互不交集”，形成了清晰的权力分支。如今的中国，面对着民族复兴的最后历程和国际新格局的形成，在这样的国运转折和时机交汇的历史时刻，国家迫切需要一个领袖级的人物，执政党也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必须打破旧局，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树立一个超级核心，成为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共识。如今的中国政坛，还没有人能像习近平那样内敛、强势和果断，有足够能量去清除现今的改革屏障，带领民族与国家走上复兴之路。

　　近期有消息透露，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习近平会重构军队权力体系，调整部分高官位置，这间接证明军队已经成为习近平改革的强力保障力量。而上台后迅速推出的整风反腐、群众路线运动以及改革“顶层设计”的出台，也再次透露出习近平对改革的迫切感和长远谋划。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身兼四个改革核心领导小组（深改组、军改组、国安委、网安小组）组长（主席），将改革从“顶层设计”迅速推进到具体措施的逐项出台，不仅打破了长期饱受诟病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制度性死结，更为全新制度的建立笃实了根基。外界能明显感觉到，中共领导集体对习近平核心地位的维护更加自觉，民间对中共进行的反腐与系统性改革的赞赏开始占据主流，“习大大”更是成为亿万网民对其亲近的称呼。从网络舆情来看，虽然之前称赞习近平的声音占据了主导，但观望的人也不在少数。如今的网络评论中，对习近平赞声一片，甚至于喊“万岁”的声音都不罕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种近乎一致的拥护声音，并不是西方媒体口中所谓的“五毛”们能制造出来的。透过网民对“习大大”的爱戴可以看出，他个人在民众中的支持与威望超过了他所在的政党，这同样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局面。

　　不仅在中国大陆，一直习惯批评中共的西方主流媒介居然也“跟风造势”，它们一方面仍在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共，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党派的领袖高度赞扬。他们认为习近平创造了中国的新局面，是邓小平之后最具变革性的中国领导人，他的稳健和自信，吸引了全球思想领袖的关注。近两年来，习近平外访所到之处，皆受到超高规格接待，可谓“闻之者众，听之者从”。比如2014年3月底习近平访欧，荷兰国王不仅亲赴机场迎接，而且站站亲自接送；法国总统奥朗德为了体现礼遇，下令将8条车道的香榭丽舍大街封闭了一整天，并在凡尔赛宫张灯结彩，上演古典歌剧欢迎习近平；一向以矜持闻名的德国人也沉不住气了，总理默克尔在官邸设私宴款待习近平夫妇，除了翻译人员外，没有任何陪同人员参加，以显亲密氛围；比利时首相则和国王分工，一个亲自到机场接机，一个则陪同习近平出席所有公开活动。外访期间，习近平还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和积极发表演讲，传递中国声音，拉近与到访国民的距离。“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等话语令人印象深刻，体现了他的高度自信。

　　与“老虎”、“苍蝇”都要打的“铁腕反腐”和“软硬兼施”的大国外交布局一道，对改革的力推和经济发展的重视也是习近平就职以来的执政亮点。习围绕周边外交相继提出建设“一路一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被印度媒体称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大战略”。从“十二五”就屡被提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国内不协调发展的典型“硬骨头”，习近平一上任就主抓落实。其他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也快速摆上政府的执政清单。网民赞扬这是习近平“敢于担当”精神的体现，并兼顾了推动国内改革深化的一些考虑。

　　“六驾马车”护航革新

　　因为不同于西方的总统个人负责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制的结构性因素，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在西方人眼中总被视为是中共的高度集权。但基于历史、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共形成的集体管理结构秉承着“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它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表达”，从这个格局上讲，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是最不集权的。当然，它的“坏处”是容易在当政的几个政治局常委之间形成“分而治之”的局面，即前文所提的“各把一口，互不交集”。正在试图打破这种局面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以习近平为核心，其他六常委各有分工、和而不同的政治组合架构已经确定，其形成了“众星托月”式的政治组合关系，如果用浪漫的手法可以形容为“习近平和他的‘圆桌六骑士’”，不过对于中共严肃的语言风格而言，或许用“习近平和他的‘六驾马车’”来比喻更恰当。

　　2013年末，在第五代领导班子上台一年之际，曾有不少媒体称，无论是反腐还是改革，“习李一年”超过“胡温十年”。然而，曾习惯于称第四代领导集体为“胡温体制”的人们，到了2014年开始发现，曾短暂出现于外界口中的“习李体制”根本不在，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不会重复上一届的领导体制，中国的强势领袖正在破壳，强人政治再次出现。

　　之前，因身兼多个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首次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高调公布于媒体，并且在今年5月中公开提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曾引起一些媒体关于习近平主导国内经济政策、总理李克强被边缘化的传言。而事实是，李克强在国家权力架构中扮演了更为吃重的角色。除了军改组，他在四个改革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深改组、国安委、网安小组）中，都紧随习近平之后出任第一副手。虽然李克强没有在军改组中担任职务，但他同时还是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协调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国防动员工作。这些均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强在中共权力体系中“二号人物”角色的定位。知情者表示，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一直“关系融洽，配合默契”。

　　但不同于外界所传的“总书记负责政治、总理主管经济”的分工方式，在这一届的领导集体中，李克强更像习近平的改革盟友和操刀者。作为总理，李克强所主导的不单单是经济，更兼顾各项改革的战术操作，而社会与经济的治理则是他最大的课题。2013年“两会”期间，刚刚就任的李克强面对媒体时称，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的这番讲话，与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称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的讲话形成最好的呼应。

　　被喻为中国政治“橡皮图章”的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简称人大），虽然目前的图章色彩似乎依然浓厚，但是近期喧嚣尘上的香港普选决议让人大以及作为人大委员长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人大借香港普选开启了“有所作为”的年代，张德江正在努力为香港的选举制度作顶层设计；而四中全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将砍除“部门立法”、人大审议的旧习，让更多的立法活动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或者是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指定的相关机构去研究论证起草。但在要走法制化国家道路的今天，中国人大固有的运行模式和自身的改革是张德江面临的最大难题。全国人大不仅要引入立法思想的现代化，而且要承担党—国框架批评者的指责。人大的改革路途漫长，但也是中共后期最有看点的改革之一。

　　另一个多年来被指摘为“政治花瓶”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在“红二代”大哥俞正声的带领下日趋活跃。俞正声上任半年，就重启时隔48年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指以中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及全国政协常委为主体的时事政治座谈会，每两周举办一次，1966年因“文革”而中断）。俞正声除分管统战和政协工作之外，还主理中央对台、涉藏、涉疆等事务，成为近年来管辖范围最广的全国政协主席。2013年俞正声三赴西藏，其频度为近年罕见，官方由以往的“援藏”转为“依法治藏建藏”的提法，也引发外界关注。不久前有消息称，中共与达赖喇嘛的谈判也取到了突破性进展，同时，中共与台湾政坛的接触在频率和实质上也有所推进。9月12日，俞正声发表讲话，力促被延宕近一年两岸服贸协议尽快过关。解决西藏和台湾这两个特殊地区的问题是整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核心，如果处理得当，有望成为这一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

　　对于中共而言，不管改革如何进行，维护中共统治的稳定和合法性是执政党的根本目的，而加强党建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中央党校2014年秋季开学典礼上，刘云山频谈“慎独”，并用《道德经》中“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来警示中共官员要有意志力，“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两年前，当刘云山被任命为“党务大管家”时，因为他出身于以“左”为标签的中共宣传系统，曾引起外界对中共党建的各种猜测。“群众路线”刚出台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中共传统的形象工程，然而，两年来它居然蜕变成挽回民心的有效路径。刘云山不仅是“深改组”小组副组长之一，还担任网安小组的副组长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与习近平合作最为密切的伙伴之一，刘云山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也不再像两年前那么拘谨严肃。经过几年的铺垫后，相信后期的中共党建工作会显著加速，刘云山如何把握好这个方向盘值得瞩目。

　　腐败不仅腐蚀着中共的党员队伍，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最大的绊脚石。因过往多次临危受命的经历，十八大中共安排王岐山执掌中纪委，力求在反腐上有所突破。结果王岐山也是不辱使命，中纪委两年间就打落50多个省部级官员，单是周永康这只“硕虎”的落网，就足以在中共反腐史上刻下浓重的一笔。王岐山廉洁自律，为了能在避免官场饭局的同时又不得罪朋友，经常在家亲自下厨招待亲朋。身边的朋友称，王岐山略带“恃才傲物”的性格和“不按套路出牌”的工作方式，他不仅在上任半个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打断专家的客套话，在今年“两会”期间，还直接批评党政大员讲话只会念文稿。这样一个性格桀骜、能力超强的中共官员，却对习近平“心服口服”，与之形成最为默契的反贪二人组。有消息透露，王岐山之所以能够如此大刀阔斧反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近平的信任和托付。

　　作为第一副总理的张高丽，则更多扮演着七常委中“执行官”的角色，他本人也进入了改革小组核心圈。张高丽不仅多次在国内场合诸如《财富》全球论坛、神舟十号飞船落地、全球气候峰会等场合代表习近平出席发言，还担任了被称为习近平“一号工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在舆论和观察人士的认识中，张高丽一直是低调的政治人物，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个人讲话、表达政治观点，这与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常委形成鲜明的反差。张高丽不仅担任“深改组”副组长，还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他甚至是习近平三中改革文件的起草者，并被中国政情观察人士定义为主抓具体事项的最高技术阁僚。

　　三中全会已经制定出改革的蓝图，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大戏台业已拉开帷幕。在“民族与国家复兴”改革牵引下，作为领导核心的习近平统领内政外交之全局。其他六位骑士驾驭着马车，负载着社会、经济、法治、民主、党建、反腐以及改革执行等不同的分工领域，与习近平形成各自犄角，努力配合习式的复兴路线，以期形成一股最大的合力，推动着中国的梦想。

　　中国的路在何方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承认。但之前饱受外国侵略、内乱之苦的中国百余年近代史，已经让中国人的国家自信和民族认同感遭受空前打击。认识到这一点的习近平，三番五次强调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但是支持自信的理由，还有待新一代领导集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突破”。

　　一年前的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于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曾明确提及，“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从三中全会及习近平的讲话来看，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很可能是习近平的终极目标，这也将成为他最大的政治遗产。而过去近两年的整党、反腐和改革，也就是为了打破旧器，从而寻找到更适应当今多元化社会的治国体系，这不仅是为了改造中共，也是为了稳固中国发展的长治久安。

　　就目前的现实而言，中国的发展以及其“民族复兴”梦想的确已经迎来最佳时机。但不能否认的是，自毛泽东之后，中国太多当政者的精力被耗费在亡羊补牢、拨乱反正的补救工作上，如何解决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道路问题，如何找到一个最优路径，则仍然处于探索之中。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传承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培养人们的集体观念、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一个好的社会风气，一个优秀的民族文化，无疑能更好的助力政治理想的实现。

　　纵观七常委这两年的表现，或强势推进、或低调进取、或铁腕破局、或平和配合……这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体，已经快速入列各自的职责岗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当前反腐是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有西方评论认为，经过两年左右的“大破”期后，以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为节点转向治本“大立”的阶段，对于中共领导集体而言应是顺理成章。

　　目前的中国政局是，一方面是习近平亲自发起的群众路线和反腐运动已经对国内官场产生“震慑”作用，另一方面习在内政、外交以及军事和改革等各方面统领整个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有“大权独揽”的批评声音，同时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掌握党及军的程度已超越江（泽民）、胡（锦涛），只为集权无此必要。习近平如此筹谋，不过是一种对政党的忧患意识和国家发展的使命感。因为中国深层次的改革会触及到现有的核心利益格局，中共要打破这些利益格局、要防止部门、地方利益危害国家利益，就必须要有强势的中央集权。而新建立的四个改革领导小组，就是为了将中央权力重新构建，具化为一把把的权力之矛，为再次改革披荆斩棘，顺利渡过最艰难的深水区。

　　习近平上任后，围绕他身边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改革”。如果改革是一驾战车，那么习近平已经一步步地把自己“绑架”到最前端。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释放出的改革诸多目标与步骤之后，习亲自担任各个改革小组的总负责人，显然是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改革成败以及今后的历史评价直接挂钩。有政治观察家担心，按照中共目前十年任期的惯例，到任期结束时，习近平的政治抱负或许只能实现一半，到时中国这种革新式的改革还能否继续？是否会遇到阻力的强力反弹？毕竟只用十年的时间无法建立起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如果再给我20年”，虽然习近平没有这样说，但网络上已经有“给习大大20年”的呼声出现。在当下大破大立的改革背景下，中共现有的政治精英中也的确难以发现可能接替习近平的储君。习近平和他的政治伙伴们如何立足今日中国，驾驭好他们的战车群，走好一条属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令全世界为之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