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正处在很“着急”的状态

  　　外界高度期待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在10月20至23日举行，中共方面将此次会议称为中共党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舆论也期盼以此让中国走向司法更为独立的时代。这种高度期待源于对于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中共第五代在过去两年间，于改革、整风、反腐、军队等方面所做出的成效，由此而信四中全会将会再次给公众惊喜。中共也不断拿出成绩单，但这些成绩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习近平虽无远虑必有近忧。

　　相反，习目前正处于一个很“着急”的状态，四中在即就意味着十九大在望，而改革方面，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措施有很多尚未起步；反腐虽然打出一个又一个老虎，但是大量的高级别官员落马以及窝案的发生，震惊中央，让治贪之路不知走到何时；官员毫无执政能力，完全不具备现代化素质的情况，一时也难以得到改观；军队不仅腐败严重，战斗力更是让人担忧。“任重道远”一词绝不是空穴来风，“时不我待”之感或许是习近平在收获执政成绩之时，心底所产生的另外一种感叹。

　　改革刚刚抬脚 时不我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近三十年来中共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将“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为主题词，并向中国人民许下了很多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将此作为自己执政十年最大的政纲。不过这个政纲的落实或许并没有让习得到满意。虽然外界现在认为三中全会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定导致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为23年以来最低，这一点将困扰中共。实际上对于习近平而言，经济增长的降低并不是问题，因为若以经济力和增长率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的情况仍好于其它“金砖国家”，深处金融经济危机、债台高筑的西方工业国家便更无法与之无法相比。客观而言，尤其是3.6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了深化经济改革的财力基础，这或许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批准进一步经济改革计划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真正让习近平担忧的是改革的落实问题。尤其在三中全会后已然一年的时间里，很多改革措施或者刚刚抬脚，或者尚未起步。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要求改革的呼声之所以如此众多，是因为的确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二次改革”的第一只拦路虎并非其他，恰恰是本应推动改革的当权部门自身。受制于部门自身利益的束缚，在过去十年乃至二十年间，虽然高层多次有意继续推动改革的前进，结果是越推越保守，甚至导致体制的藩篱越来越高。

　　仅以关乎百姓生活的养老金为例，在社会保障领域，养老金“双轨制”一直饱受舆论诟病。目前，由于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但退休后却能享受比企业职工更高的养老金待遇，养老金“双轨制”一直被视为养老制度的最大不公，社会上要求养老金并轨的呼声不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未来中国社保体系建设只提了一句话——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平”一词，就蕴含着对过去十年间社保改革诸多失误之处的矫正。随后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对公平进行了解答，条例明确提出“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亦将“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列为2014年重点工作。虽然目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改革正在进行，但是很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都表达的对于改革公平性的失望。他们认为“国家的标准表述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操作时却从事业单位‘下手’，公务员没有一起改，显然有失公平。”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停滞，会造成新的不公。

　　再如自贸区，作为习近平新政的重要“产品”，三中全会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在刚刚过去的自贸区“一岁生日”时，各方学者大多对于这个曾被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里程碑事件表示了“失望”。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管理人士表示，虽然实施了一些改革，比如简化了一些行政手续，开放了部分行业的投资，但是改革力度不大。上海自贸区实际负责人戴海波的职务于9月15日被免，这是自贸区遭遇的最新挫折。康奈尔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普拉萨德称，上海自贸区的进展步伐较慢，即使以中国推进市场化和金融业改革的逐步和渐进模式来衡量也是如此。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会公报公布“单独可生两孩”，对此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省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时间。关于高考改革话题，教育部网站12月7日披露了已经制定完成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部分细节，总体方案和高考改革等配套实施意见将于明年上半年出台。针对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精神，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要分步走，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完成平滑过渡。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2月5日称，民政部将综合构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制度体系框架，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这方面法规……据统计，在三中决定中所公布的改革各项措施中，有54项官方进行了回应，其中超过七成的回应都是诸如这种“逐步”、“渐进”、“会同”、“协商”，令行禁止的“禁止”、“严禁”、“执行”等词少之又少。

　　整党没有终点 任重道远

　　如何治党一直是摆在中共面前的核心议题，在习近平高举整风、反腐大旗之后更是如此。今天中共对待整饬官场的种种做法，舆论已经由开始的保持谨慎与怀疑转为了肯定和支持。习近平曾在在2014年1月份中纪委全会上向着全体中纪委官员表态，称“有人说现在‘为官不易’，群众说期盼再接再厉，我说要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可见，若没有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和勇气，没有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和工作部署，没有党内一整套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短短一年时间取得如此大的反腐成效、一举摆脱多年来越反越腐的困境，不太可能。

　　但是即使对于这样一位强势的中共总书记，面对那些密密麻麻的贪官名字和庞大数量，相信也难免会让他担忧和焦急。担忧在于标榜为中国人民代表的中共官员竟有数量如此之多的贪官，焦急在于数量庞大更意味着反腐“任重道远”。更为甚者，官员的执政能力更让习近平产生一种焦急心态。因为中国的前途，毕竟主要在于内部问题。除了贪官的跋扈扰乱中国多年，更有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是现代潮流的官员为官不为，尸位素餐，在今日的情势下，这种官员能对改革复何能为。中国政府自身庞大的机构和臃肿的人事，使得大量公务员人浮于事，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实际上也是一种腐败。如果说因为官员自身行为的不检点而使得他们被中共剔除是主观行为的话，那这个原因就是客观因素。2014年5月后李克强在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以上的种种官场心态，作为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习、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晓。现实中，这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显然让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那些反腐、整风而怕担责，担心经济结构调整，放缓经济影响政绩，因为个人利益受损有报复心态的官员完全不符合不符合习近平对于地方官员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官场之弊，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保证官场的明镜高悬，改革的一往无前也就无从谈起，如何解决，能否在自己的任期内治标治本的解决，若说习近平对此心急如焚也不算过分。

　　承平年代军队的战斗力

　　众所周知，习近平对于军队有着特殊的感情。中国民间常谓“爱之深，责之切”，习对于军队的要求，也超过其他领域。因为他深刻的认识到，承平之时，军队战斗力更不能被忽视，唐朝府兵之制，因此废坏。在新近发行的《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一书透露，2013年12月27日，在纪念完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后一天，习近平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会议中说，“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会上，习近平辛酸地言及中国曾经的落后挨打，并要求军队要以“中流击水”的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是中国军队的宿命。“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而多年没经历过大规模战争的解放军，尤其在目前中国钓鱼岛等问题激化的情况下，如果国家一旦需要他们“保家卫国”，他们能否担当起这个职责，这恐怕连习近平自己也不能百分百的打包票。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这也是习近平最为着急之事。

　　这种“着急”近期在四方面得到了完整的体现。首先是军队反腐，尤其是谷俊山案，徐才厚案的接连揭锅。将领贪财，士卒惜命，军队腐败深入骨髓，是明王朝衰亡的重要因素；清朝的覆没与“缠绕在清军身上挥之不去的腐败‘阴魂’”也是脱不了关系的。邓小平“三起三落”中的每次“复出”都是首先从整顿军队开始，具体要求中最为强调的一点就是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如1975年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时，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口号，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要准备打仗”。而江泽民为何要禁止军队经商，也是出于保证战斗力，习近平也是如此。

　　其次表现在人事上，陆军中坚将领所在集团军层面开始大幅换血全军18个集团军之中，继年初5个集团军更换军长之后，沈阳军区第16军、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两名军长近日“换马”，同时济南军区属下第54及第20集团军，以及南京军区属下的第12及第31集团军的共4名军政委亦已“换人”。这样大幅的集团军级军政主官大执位，规模空前。

　　另一个现象显示，2014年8月1日之前，习近平仅仅晋升4名上将，是2010年以来人数最少一年。在今年的这次上将晋升中，晋升人数仅为4人。与邓小平和江泽民相比，1988年邓小平授予17人上将军衔，自1989年江担任军委主席之后，他在1993年首次晋升6名上将；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江泽民主席任内，一共8次晋升上将，共79人。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习近平十年内晋升上将数目将远远少于邓、江时代。

　　这种对于高级将领的“寡恩”背后是对军队中基层干部和士兵的“施惠”，从目前军队的种种动作来看，中共正在加强对于中基层干部的培养。相比今年数量较少的上将晋升，近日，已有多名军官被晋升为中将。据《解放军报》报道，这一批被习近平擢升的将官比较年轻。其中有些军官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参加过中越边境战争，拥有作战经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出身基层，或者来自精锐作战部队，能进行跨军种多任务作战。而且这些中将几乎都不到60岁，这意味着他们还有可能获得进一步晋升。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在部队用人上也开始更多地注重形成公平合理的军官晋升制度。

　　第三是对作战指挥体系的大规模改进。近期不仅颇受习重视的海军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同时期举行军演。除了海军之外，陆军方面自7月15日起在甘肃省等地举行10场陆军兵种部队跨区基地化实兵实弹演练。南京、济南、成都等六大军区预计将派出10支陆军远程火箭弹、炮兵、防空旅参加，演练将持续进行3个月左右。除却外交、战略意义外，结合此前解放军将建“联合司令部”的传闻以及三中全会报告军队改革内容，可以将这次“大军演”定义为中国解放军欲开启“联合作战”时代的信号。

　　礼法合治 教化民众

　　相比改革、治党、军队这些“大政治”话题，习近平在社会问题上也没有放松心情。在强调法治的四中召开前夕，10月13日习近平在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大量引述中国古代治理国家和社会时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经验。以礼以法，教化民众之情凸显。

　　这种急于想通过礼法来让社会回归到高道德轨道上的努力还体现在习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这是继去年11月参观曲阜孔府并发表讲话、今年5月4日到北京大学与国学大师汤一介亲切握手、促膝交谈之后，习近平近一年来第三次表现出亲近儒家文化的姿态。

　　陆媒曾对此评论，当下的中国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拐卖诈骗等恶性事件不断，道德滑坡，行为失范，以至于被批评为“礼崩乐坏”。社会教化乃国之大事，要扭转这一局面，非一朝一夕。对此，作为国家领袖的习近平不可能不着急。针对这种情况，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理论武器。也希望通过频繁的“亲儒”，急切的向外界表达他要教化社会的心态。

　　大陆观察人士发现，习近平在十八大后不久就提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理论后，伴随着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习近期又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这恰恰是源于儒家文化数千年来在规范社会伦理、弘扬道德教化、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也颇见成效，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教化黎庶、规范伦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正在得到借鉴发扬。

　　当然除了百姓民风，社会教化，传统文化、文艺教育外，习近平在教育制度甚至环境治理等事情上都不断表态。这些事情每一个都很重要，每一个也不容易。而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在时间点上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十八大后已经两年，面对底下如此之多亟待解决却或是刚刚起步，或是仍未开始的事情，自己这十年能否完成，“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能否实现，届时能否向全党和中国民众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着急”，我们才看到了习近平一再的大刀阔斧，一再大步疾行，一再的喊出“要求”、“保证”、“执行”。而这些事情的完成，不可能只要求习本人“着急”，更需要中国所有官员乃至整个社会上下一致，完成整个民族的“自我革命”。　　(王雅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