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张爱玲轻视的英雄

　　很少有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勤奋，死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2009年，在其去世15年后，小说《小团圆》首次面世。上个月，她的小说《少帅》繁体版在台湾首次出版，简体版则正在中国大陆紧锣密鼓地运作。

　　《少帅》写于1963年， 当时张爱玲住在旧金山。她准备用这本书打开美国市场，扭转自己的运气，所以用英文写作。只是，因书中繁多的中国人名字与复杂的历史背景，她的经纪人对初始的几章评价不高，这使张爱玲的写作信心大受打击，加之对男主人公张学良也渐失兴趣，她遂就此搁笔。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将《少帅》整理出版，并由青年译者郑远涛翻译为中文。

　　《小团圆》与《少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写完，且张爱玲生前也没有让其“出生”的想法。

　　作为未成品，《少帅》更显刺目。从内容看，故事从1925年开始，只讲到了1930年，无论是对于两个主人公的爱情长跑，还是张学良漫长的一生来说，这都只是刚开了个头。从字数看，仅有3万余字，出版者不得不使用17幅插图将篇幅撑到97个页码，同时附上100页英文原稿，再加上90个页码的导读文章，才让这本书有了定价98港币的理由。

　　不过，可以预料，这杯文学鸡尾酒仍会大卖。原因很简单，张爱玲是个偶像级作家，只要是她的文字，张迷们都愿意为之解开腰包，这情形与《小团圆》的市场反应不会有什么两样。

　　《少帅》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为原型，写他们的爱情故事。两人的情恋细节，自然来自虚构，但故事中作为背景出现的其他人物及事件，均有据可考，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是一个传奇人物。1936年12月12日，身为东北军领袖、在陕西担任剿匪副总司令的他在西安发动兵变，逮捕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逼迫蒋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犯，蒋介石想尽量拖延时间，他，包括胡适等著名知识分子，都认为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军事实力，无法与日本抗衡，在国力提高之前，应该尽量延缓全面战争的爆发。

　　蒋介石的另一个担忧是，一旦中日开战，当时已经被南京政府围困在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会乘机壮大，坐收渔人之利。

　　西安事变深深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在研究西安事变的专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国关系之谜》一书中提到，毛泽东曾对周恩来等人说，没有西安事变，我们这些人就得坐牢去了。8年抗战结束，中共由原来的不足三万兵力，发展到扩军百万，各根据地人民超过一亿人。随后，经过四年内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赶到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能大幅改变历史走向的人不多，张学良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国共间的恩怨情仇，从1949年国民党失去大陆、共产党建政以来，对张学良的历史评价与学术研究，两地史学界都有不同面向的敏感。台湾实现民主转型、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对张学良的研究开始活跃，文学影视也到这一题材中来淘金。1981年，中国大陆拍摄了电影《西安事变》，2007年，同名的电视剧开播。在这些作品中，遵循既定的评价，张学良被塑造为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张爱玲会端上来一个怎样的张学良？她会怎样描写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作为人性的犀利观察者，张爱玲以描写男欢女爱与家庭琐事见长，即使在日本入侵中国的年代，她也没放弃这一写作旨趣，因此曾被当代作家王安忆批评为“冷血”。这样一位作家，当她的笔伸向一身家国风云的张学良，人们有理由睁大眼睛。

　　不是英雄，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趣、体贴的情人——这就是张爱玲笔下的张学良。《少帅》中，生于锦衣玉食的军阀之家的这位青年高级军官，让人看不出有什么雄才大略与宏图远志，他的政治见识冷血而肤浅。对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他认为那些人在混日子，所以他称呼国民党为“国贼党”，而他开出的治国药方是，“要是我们能杀掉几百万人就好了。也许那样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他的另一个激进的政治见解是：“要是我们可以把国家交给某个可靠的强国，托管个二十五年多好。”这些话，或许会有语惊四座的效果，但怎么也说不上是高明而可行的治国方略。

　　作为军人，他的勇猛，在对少女情人赵四小姐身体的任性开垦上，似乎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小说中，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恋爱时，张学良已是有妇之夫，而赵四小姐仅有12岁，比真实故事中的赵四小姐小了四岁，比张学良小10岁。两人好上之前，赵四小姐思慕、仰望着这位帅府大少爷，爱他的相貌堂堂，尤爱他装军装的模样，因为这“既摩登又爱国”。她也爱上了少帅通体散发出来的权势感。但二人走近之后，光芒万丈的大男人很快显出登徒子的原形。性还没有觉醒的她，不得不招架他汹涌的欲望。小说中写道，在一次幽会过后，为了避免让家中仆人发现，她希望他光着脚离开，而爱面子的他，不顾这个请求，留下清晰刺耳的脚步声离去，让她心里听得发冷。

　　小说中，张爱玲还通过海军部次长之口，对张学良花花公子的个性做了调侃。他说，张学良“样样都是先锋，不推牌九，打扑克牌；不叫条子，捧电影明星和交际花”。叫条子指招妓，相比需要实力的捧电影明星和交际花，是一种低成本的放荡方式。

　　张爱玲也写到了张学良用掷硬币的办法决定处死他怀疑对自己不忠的部下。这一细节，在张学良的顾问端纳的笔下有记载。如此对待他人的生命，实在荒谬而野蛮。用掷硬币决定他人的生死，这样的“英雄之举”，让人更加相信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话，他说，大人物往往都是坏蛋。

　　显然，对于张学良，张爱玲内心不存敬意，尽管她承认他是个爱国者。事实上，对男主角缺乏敬意，正是《少帅》只写了三万余字就无法为继的原因之一。在给自己的遗物处理人宋淇的一封谈《少帅》的写作的信中，张爱玲说，“太轻视男主角决写不好”。

　　张爱玲为何轻视男主角？这与她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有关。

　　张爱玲知道西安事变的分量，视之为“影响到国运和亿万生灵”的大事。但是，她对于这件大事对中国历史的得失盈亏有自己的计算。在1991年给友人宋淇的信中，她写道：“假定没有西安事变，能拖到日本对美战败，中国固然没面子，不能算战胜国。但是即使内战持续下去，得能免受大跃进与文革浩劫，总结账的盈亏也很难说。”

　　有此计算，难怪张爱玲要轻视那惊天动地的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