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梁振英重申强硬立场

　示威者周一仍滞留在金钟。　Jeon Heon-Kyun/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香港——由北京任命的香港领导人梁振英在周一晚间表示，用公开选举产生自己的继任者，谁得票最多谁当选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部分是因为那有让较贫穷的居民主导政治的危险。

　　梁振英是在为香港政府处理亲民主抗议活动的方式作范围广泛的辩护时发出上述警告的，亲民主抗议活动已困扰香港三周有余。他承认，许多示威者对香港缺乏社会流动和保障性住房感到愤怒，但是他认为，抵制示威者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抑制这种民粹主义压力。

　　他还为北京的立场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北京认为接替他的候选人须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产生，他认为，这将使香港的下任行政长官免受要求创建一个福利体制的公众压力的影响，让政府能实施更多对工商界友好的政策来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

　　梁振英这番毫无掩饰的话，似乎反映了香港精英阶层普遍持有的观点，既不相信一般的市民能管理好香港，这番话看来有可能会引起民主派反对者的新一轮批评，也可能会让针对香港的政治前途展开的街头斗争恶化，推动街头抗议部分原因是经济上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在年轻居民中。

　　梁振英在香港政府将与学生领袖展开对话前的晚上讲了这番话，按计划电视台将对对话进行直播，学生领袖把梁振英描绘为维护不利于普通公民的政治制度的人。

　　梁振英说，如果“你读一下‘有广泛代表性’的字面意思，它指的不是数字代表”。

　　“你需要尽可能地照顾到香港所有的行业，”他说，“如果完全是数字游戏和数字代表的话，那么显然你会与那一半每月挣不到14000港币（约合11000元人民币）的香港市民谈话。”

　　“那你将会得到那种政治和政策，”他接下来说。

　　梁振英曾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多次肯定，他认为，解决社会不满的问题应该靠比如扩大住房供给、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向上流动性停滞不前等问题的政策。他强调了保持香港企业阶层精英信心的重要性，他指出，25年前起草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就是以维护企业信心、抑制希望创建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公众压力为目的的。

　　靠房地产交易致富的梁振英在总督府的水晶吊灯下讲话。1997年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中，这座庞大的、拥有高天花板的公馆曾是英国总督的官邸。坐落在俯瞰市中心的峭壁上、周围环绕着精心设计的花园的总督府如今是香港行政长官的住宅。

　　他说，总督府最近做了些改建，在示威者围困了自己在市中心的办公室期间，他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可以在这里工作。梁振英说，把办公地点搬到总督府来让“我们没有失去任何时间”，也让香港的领导人对抗议者表现出耐心变得更加容易。

　　梁振英在得到一个由1200位香港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认可后，于2012年被任命为行政长官。批评人士说，该委员会中支持北京的人占大多数。但是，梁振英说，委员会也具有《基本法》意义上的“广泛代表性”，因为其成员来自不同的经济领域、社会行业、宗教团体，及其他社会阶层。

　　作为一个例子，这位行政长官说，在寻求这个最高职位时，他曾花大量时间争取委员会中20名成员的支持，这20人由教练和香港体育界的其他人士推选为委员会成员。梁振英说，“如果这是一个完全普选的选举”，即任何人都可以出现在选票上，“那么体育界就不算数了，他们就不会得到我的注意，我也不会花时间坐下来和他们谈话。”

　　他还再次提到香港政府以及北京对“外国势力”在街头抗议中起作用的猜疑，虽然他多次拒绝指明是哪些外国势力，或提供任何例子。他说，“那不是我在茶餐厅里听来的，那是我们担心的事情。那是我们需要对付的事情。”

　　这场颇为顽强的抗议运动已经超出了最初的学生范围，吸引了怀有不满情绪的中产阶层和蓝领阶层居民的参与。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固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表示，示威者要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为零。

　　现任和前任香港官员、以及许多专家在过去一周中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管梁振英在香港多么不受欢迎，北京也不会同意让他辞职，因为那会被看作是创下了让街头抗议决定香港公职人员职业生涯的先例。

　　周一晚，梁振英表示支持北京提出的更有限的选举改革方案，那将确保中央政府只让得到其认可的候选人参加竞选。梁振英拒绝了允许公众提名候选人的建议，说那些建议不符合《基本法》。

　　不过，梁振英也试图避免让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僵局升级为冲突，虽然双方的对峙偶尔以扭打或暴力的形式爆发，但即使是很小规模的暴力，也会让人回想起1989年北京镇压天安门抗议的事情。示威者曾指责香港警察用胡椒喷雾和警棍驱散他们的做法是过度使用武力。

　　梁振英说，他希望自己的五名高级助手与学生领袖原定于周二举行的“对话”将有助于缓解紧张局面。但是，示威者与当局的街头僵局在周末有所加剧。上周五晚，示威者夺回了位于香港北部拥挤的旺角地区的一段道路，这让警方的努力受挫，警方曾在那天白天清除了大部分示威者以及他们搭建的帐篷和路障。

　　由澳大利亚报纸首先报道的财务不当指控，也增强了抗议者要求梁振英辞职的呼吁。澳大利亚公司UGL曾在2011年同意付给梁振英640万美元（当时约合4100万元人民币），作为收购他曾担任高管的一家公司的部分费用，那是在他被任命为香港行政长官之前。这笔钱是在梁振英上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分几次支付的。

　　梁振英的反对者指责他接受这笔钱、但没有将其公开，也没有为其上税是官员行为不当，但他和UGL公司都表示，钱是为一项合法交易支付的，梁振英说他没有法律义务将这笔收入公开。

　　梁振英担心受制于穷人利益的说法，与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8月28日在香港的讲话相呼应，王振民是中央政府香港问题顾问，他被派来解释北京的政策。

　　王振民警告说，让所有成年人在公开选举中拥有投票权可能会损害工商界的利益。

　　他说，“普选将让商界的蛋糕被别人分享。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担忧。”

　　梁振英说，他明白缓解公众因房价过高和其他社会弊病而产生的沮丧情绪的紧迫性。但他强调说，主要要靠加快经济增长，而不是再分配的福利政策，来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

　　“住房短缺已经恶化到迫使一些年轻夫妻分居的程度，”梁振英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梁振英也发出了一些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他表示虽然北京尚未试图对香港进行直接干预，但想试试中国当局耐心的做法是危险的。

　　他说，“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让香港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所能，也就是说我自己、香港政府以及香港市民，应该尽我们的所能让这种情况保持下去。”

　　他继续说，“在这种困难时刻，挑战我本人，挑战香港政府，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将不会给香港的高度自治带来好处。”

　　作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Cindy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