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持续 大亨闷声发财

　　香港——一个月前发生的这两件事之间的差别几乎不可能再大了：就在香港最富有的大亨们身穿讲究的西服，聚集在北京的一个豪华大厅里，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时，几千名穿戴邋遢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走上香港街头，罢课抗议中国对这里的选举权施加的限制。

　　随着有关香港政治未来的斗争的展开，这些按理对北京最有影响力、而且有最大经济风险的男男女女，对局面一直保持着刻意的沉默。一方面担心惹怒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可以毁掉或损害他们的实业，一方面担心冒犯香港市民，市民中有许多人已对他们不满，他们只能退缩到自己轿车的褐色车窗后，或躲在自己山坡上庄园的精心制作的大门内。

　　房地产和港口业务巨头、亚洲首富李嘉诚曾在上周短暂打破了这种沉默，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虽然他理解香港学生的“激情追求”，但他们应该回家。

　　“恳请集会人士不要让今天的激情变成明天的遗憾，”他说。“恳切呼吁大家马上回到家人身边。”

　　私下里，这些富豪对街头抗议活动表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接受让公众更广泛地参与选举的目标，而不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更受限制的方案。许多人不信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认为他有独裁倾向，还有点经济民粹主义，可能会有朝一日靠增加向他们纳税来支付更多的社会开销。

　　不过，在公开场合沉默是北京目前对商业精英的所有要求。

　　习近平在九月份与他们见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告诉这些不耐烦的工商界人士，要把对梁振英政府的分歧放在一边，要共同支持港府对北京已经预见到的民主抗议活动的处理，四名参加了习近平会见的香港官员说。

　　叶刘淑仪说，这个要求让他们变得沉默，她是梁振英行政会议的成员，也是来自亲北京的新人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她说，“不管他们会怎么想，没有人公开发表过批评意见。”

　　结果是，学生和工商精英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虽然抗议者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既放开行政长官的选举程序，但是，支撑运动的是经济不满情绪的潮流。许多抗议者抱怨房价太高，高薪职位难找，社会缺乏流动性。

　　“现在的房价太高了，”28岁的大学毕业生温森·谭(Winson Tam，音译)说，他现在从事帮人理财的个体经营，每天晚上都加入到抗议者行列之中。他说，“我仍和父母住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家是一个太遥远的梦想。”

　　不管抗议活动的结局如何，这种问题不大可能会很快消失。应届大学毕业生在这里的起薪一般不超过每月1.2万元港币(相当于9500元人民币)，而在香港，一个不到20平米的单间公寓的售价可达200万元港币。更令北京担心的是，内地存在同样的问题，内地的房价也高不可攀，而大学毕业生人数是2000年的五倍。

　　经济问题也是政府拒绝示威者开放选举程序要求的因素之一。

　　梁振英在周一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不能搞完全开放的选举，原因之一是那会导致“数字游戏”，会迫使政府把“政治和政策”向穷人倾斜。香港目前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当地委员会挑选，然后由北京任命，这个委员会中的许多人很富有。

　　梁振英的话是在一个中国学者之后说的。这位学者是中央政府的香港问题顾问，他曾在八月份表示，为了保护当地资本家的利益，香港的民主必须受到限制。在中国外交部在这里安排的一次讲话中，他讲了那些令人难忘、而且当时颇为令人吃惊的话，他说普选会伤害工商界，因为“普选将让商界的蛋糕被别人分享。”

　　北京与工商界精英的默契与示威者的要求不太吻合。周三下午，有近百人在梁振英官邸的大门外抗议，指责他勾结富豪制定对抗穷人的政策。

　　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示威者想取得任何进展的话，他们需要至少有一些精英站在他们一边。

　　香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亲民主街头抗议活动是在2003年，当时的政府试图通过严格的内部安全法规。尽管有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要求支持立法，但富豪们没有让其通过，至少部分地因为一些人担心，持续的抗议活动可能会给市中心的建筑物造成财产损失。

　　但与2003年不同的是，工商精英们今年没有给政府施加压力，让其与示威者达成某种妥协，据一名深入参与香港政府决策的人说。

　　这位人士说，因为店主和其他租户仍在支付租金，所以地产富豪们毫不在意，而金融家们一直不愿让抗议活动引起太多的注意，因为他们担心商业信心受损。这位人士由于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坚持不具名。

　　只剩下零售行业领导人和其他商业经营者发点牢骚了。

　　包括李嘉诚在内的许多富豪都拒绝接受采访，或没有回复有关抗议或香港政治的采访请求。

　　的确，公开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可能会妨碍业务。

　　两周前，俊和发展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彭一邦(Derrick Pang)取消了公司赞助香港大学的两个奖学金项目。他在周三接受电话采访时解释说，“我不能支持继续让学生违反法律的机构。”

　　自从取消了奖学金项目后，彭一邦说，他在互联网站上遭到严厉批评，还有“六、七家”新闻机构开始调查俊和是否从政府拿了合同，或与梁振英有秘密关系。

　　工商界“没人愿意站出来说话”，他抱怨说，并补充道，“我不反对民主，我只是反对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