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014年10月20日对外宣示中国当前的反腐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展开了一场覆盖本国内外的两场反腐战役。正如其国内战术一般，欲要取得反腐效果最大化，重点在于拿下如周永康、徐才厚般的旗帜性人物，形成反腐威慑力。那么，中共云南原省委书记高严被抓回国听判服刑就将成为其海外反腐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之一。另外，中国海外反腐行动的重点和难点还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合作态度。如果能够达成共识，才能够割断腐败退路，进一步夯实“不敢腐”的阶段性成果。
高严沦为“必杀”目标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谋划依法治国蓝图之际，曾经席卷党政军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亦逐渐进入相对平静期。中共对国内的自我整顿取初见成效，并将视角转向国外。早在2013年间，反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中国相关部门已着手在国际领域的反腐联合部署。进入2014年以后，在中纪委的总调度下，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合兵一处，同时发力，将反腐矛头指向海外，吹响中国境外反腐追逃的冲锋号。
中纪委整合成立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及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人事配置汇聚中纪委、公检法、外交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8个单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主要执法部门的公安部启动的“猎狐2014”行动，成果斐然。另外，公检法与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文，承诺外逃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可减轻处罚。这一系列大动作，标志着在新阶段中央反腐重心的转移，其前提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国内反腐运动已经从以中央为主导转为了以地方为主导，各地厅局县处级官员群体性落马成为常态。
据陆媒报道，中共前高官高岗之子、云南原省委书记、已出逃澳大利亚12年之久的高严，将是此次海外反腐的一个关键目标。事实上，这也与中国国内反腐策略一致。近两年间反腐运动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规模的庞大，二是官员层级之高。后者主要体现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两人的落马，造成对整个执政团队的强烈震撼和威慑，是中共十八后领导集体反腐运动堪称“成功”的标志。
由此而论，此番“国际大追逃”也应当揪回重量级的“大老虎”才能达到相似效果。高严实是不二人选，因为此人正是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在逃贪官。据报道，高严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时，利用亲属大肆敛财，曾在上海设立“行宫”，包养一杨姓女主播，使用电话遥控公司运作。高严在2002年逃往澳大利亚，其逍遥法外鼓励了更多的贪腐行为，也是中共抹不去的一大“丑闻”。就此来说，高严确实应当成为中共海外反腐的“必杀”目标。
多年以来，中国贪官外逃的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官员数量多，而且流失资金数额庞大。中国央行2008年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有1.8万名贪官和国企员工出逃海外或藏匿。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仅在2005年到2011年间，被从中国转移出动的非法资产就达到3万亿美元。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剑指“贪官的天堂” 需美国合作
“外逃”等于为贪污腐败官员提供了后路，会让他们变得肆无忌惮。只要离开所在国，就摆脱了其党纪国法，相当于洗清了罪过。再加上自己在国内积累的钱财，他们完全可以继续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很多涉案官员在违法的同时就已经着手准备后路，将亲属先行移民，转移财产，安家置业，只留下自己作为“裸官”继续捞钱。一有风吹草却即逃窜国外，在另一个国家好好做人。
这些人对中国来说是造成重大损失的“罪人”，但对迁入国来说则只是一身清白、从零开始的普通人。只要他们身处中国之外，就是完全可以逍遥法外，中国执法者只能望洋兴叹，徒呼奈何。而要给予这些人应有的惩罚，收回他们所造成的损失，遏制国内贪污欲望，就只有将其引渡回国这一途径。贪官迁入国的合作因此至关重要。事实上，中国的追逃努力早已开始，目前已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被称为中国“贪官乐园”，与美国、加拿大共同成为中国贪官外逃的三个主要目的地。
分析人士称，这3国均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社会保障与教育水平都很有吸引人，拥有大量华人社区，而且其司法制度与中国差异明显。即使当权者能够达成引渡共识，也常常需要旷日持久的谈判。数年前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从加拿大引渡回国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不止如此，他们还是一群带有雄厚资财，能够为迁入国带来经济利益的人，对方并没有与中国合作的利益动机。比如，其中一些国家还建立了犯罪资产分享制度，也就是要求从中抽取一定的资产收益，但中国奉行全额追缴。这种制度不匹配也会影响追缴的效率。
在这三国中，美国的态度和合作程度又是重中之重。有公安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是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犯身处美国，但在过去10年中仅有两人被抓回国受审。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对于资金流动具有天然的监管优势，而且其态度转变对很多国家能够起到带动作用。不过除上面提到的一些矛盾，中美合作的最大障碍被指是美国常以国内司法程序规定为由要求中国提供所谓起诉涉嫌贪腐官员的“必要证据”，其数量、范围和深度弹性巨大，需要以美方裁量为准。
总体来说，为遏制国内腐败，取得更大海外追逃战果，中国需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反腐战线，需要尽量调整适应国际规则，还需要严格官员出境管理。而对于美国等迁入国来说，则不应过于短视。要意识到，反腐合作是一项正义和符合法治的事业，中国国内反腐事业和经济秩序的健康对世界是一件好事。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