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底，一向爱护胡耀邦的叶剑英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不再选他为六届人大代表和不再将他列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同意了叶剑英的请求。胡耀邦登上最高权位遭到的第一次权力挑战，就在这时开始了。这次活动，是由以下几个步骤构成的：
一、意见集中。即挑战方搜集胡耀邦上任以来说话行事不得体的材料。
二、提交仲裁。即挑战方将搜集到的材料综合上报政治局常委、邓小平。
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胡耀邦。宣布经济决策权由书记处转移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
四、酝酿召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为中央“换马”做准备。
五、在新华社驻各地分社负责人会议、《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吹风”。
那麽，挑战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对胡耀邦感到不满呢？似乎并不仅仅局限于“全面改革宣言”的内容。
据邓力群回忆：“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提高速度。他 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 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赵 紫阳的回忆，观点与邓力群基本相同。同时证实了胡乔木对秦川的讲话内容来源于赵紫阳：“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几 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里产值定的高，他就表扬。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 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 当厉害。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譬如他到处宣扬和推广河北保定地区开展的农村人均每 年增加收入100元的活动，说一年100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长多少。这种搞法我们过去就吃过亏，很容易搞成形式主义。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 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注5）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 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什麽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卖给消费者。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麽多东 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闹而起。就在这一年，即 1983年春节，我在团拜会上也讲了这样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麽一闹而起？是轰也轰不动！’”
赵紫阳（左）与胡耀邦在经济政策上意见相左。
以上意见，被刚刚回京的邓小平得知。因为他收到了姚依林、宋平向政治局常委和他本人反映情况的联名信。3月15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关于这次谈话，邓力群和赵紫阳有不同的叙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