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悼妻：我们从未为子女以权谋私

 

　　中共改革派元老，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与其夫人李英华都出生于革命家庭，两人从学生时代相识，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中共建政之后的各个

时期。李英华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财会部处长、副主任等职务。2014年5月李英华辞世，5个月后，田纪云撰文回忆了与夫人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66年。在文中，田纪云说：“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英华对我们田家的最大贡献是为田家养育了四个子女，让田家后继有人。”“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本文原载2014年11月24日共识网，原题为《田纪云：怀念老伴英华》。

　　我的终身老伴英华辞世已经五个多月了，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她的音容笑貌、她的高尚美德、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特别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时刻在我脑海中盘旋，难以忘却。

　　我与英华相识七十年，共同生活六十六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建国后的各个时期。我们南征北战不分离，风吹浪打不动摇，相依为命，患难与共。

　　相同的青少年时期

　　英华同我一样出身革命家庭，十二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抗日政府保送抗属小学、抗日中学学习。我们所在的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处在鲁西南游击区，在环境相对稳定时就学习，无非是听听报告，发点教材，自己学习。一打起仗来就以支援前线搞战勤工作为主。男孩主要从事为前线押运粮草，征收公粮，带担架队等。女孩主要从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三中有个文工团，英华是这个文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当时解放区经常演出的“血泪仇”“模范家庭”等话剧中，她都扮演重要角色。与她同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几位老同学、老太太都还健在。

　　英华1943年到三中，我1945年1月到三中，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6岁。英华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我们都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们的爱情

　　1945年夏，我和英华都被派去野战医院照顾刘、邓大军第一次龙海路出击作战中的伤员，在为伤员服务中，由于重伤员通常赤身露体，有些事女孩去作不方便就让男孩去替换，就这样我们互相认识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三中，英华是高材生，考试经常名列前茅。记得有一次作文，老师给她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诗的散文，散文的诗，全校之冠”。我入党后就被任命为区队长，与英华接触比较多，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爱情是真诚的纯洁的，但我们相恋路子并不平坦，我们受过委屈，并曾蒙受不白之寃。但一切这些，并未把我们拆散，而是使我们的爱情更加牢固了并结为终身伴侣。

　　我们的婚礼

　　1947年4月，我和英华一起报考了冀鲁豫会计学校，11月毕业，我被分配在属冀鲁豫军区领导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英华被分配在冀鲁豫九专署办公室工作，后调财政科当会计。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我完成了带担架营支援前线的任务之后，被提升为正营职干部，战勤总指挥部领导批准我同李英华结婚。我兴高采烈，11月13日就骑马到了英华母亲所在地今河南省范县的子路堤。当时的我身无分文，什么东西也没买，就带了一床盖了多年的、被里被面都是白粗布的被子。我来与英华结婚，英华一家人十分高兴。英华的母亲从政府发的救济物资中给了我们一床被面，让我们把被子换一下。14日中午，英华的母亲做了四个菜，一家人围着灶台吃了顿饭。英华的母亲即我的岳母拿出十元钱（边区票）让英华交给冀鲁豫九专署食堂买几斤肉改善下生活，我和英华同大家一起吃顿饭热闹一下，专员还讲了几句祝贺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婚礼。到老了我有时同老伴开玩笑，咱们俩要离婚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因为结婚也没手续，一没介绍人，二没证婚人，三没结婚证，要离婚提起包走就是。她哈哈一笑。

　　渡江南下

　　1948年秋，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灭之后，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这一天堑扼守江南，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很快部署大军渡江南下，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冀鲁豫区党委迅即进行部署，组织南下队伍，办法是个人报名、组织批准。条件是：第一年轻，第二有一定文化知识，第三最好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如果是干部，没有孩子拖累也可以报名。很快从8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57个县市抽调3,960名干部和2,027名勤杂人员，共5,987人，组成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渡江南下。

　　当时我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任总会计，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带担架营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听了号召南下的动员报告后立即报名并被批准南下，成为南下支队的一员。当时我刚满十九岁，已有四年党龄，是南下支队中最年轻的营职干部之一。

　　1949年3月，南下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我作为二野五兵团供给部的会计，被编入南下支队供给部任总会计，我的爱人听说我报名南下，怕我把她丢下，迅速从范县赶来菏泽要求与我一起南下。在我的请求下，组织上批准我爱人李英华也调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当出纳，一起南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英华已经怀孕了，行军至合肥才发现英华怀孕了。但不敢声张，怕领导知道了会送回北方。

　　南下途中，组织上交给我和李英华的任务是押运两马车准备在敌占区用的银元。渡江后南方已进入雨季，行军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逢沟过坎，马车过不去，我们就同押车战士一起，把银元一箱一箱扛过去，然后再装车前进。晚上宿营后，我和李英华轮流睡在马车上，以确保银元的安全。历尽千辛万苦，五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江西上饶，我和英华也圆满完成了任务。英华是怀着孩子以艰韧不拔的精神完成组织分配任务的。（详情请参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前言）

　　贤妻良母

　　英华是一位真正的贤妻良母，她诚实厚道，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她勤俭节约，不乱花一分钱;她公私分明，不贪不占，两袖清风；她疼爱子女，但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护短。

　　英华对我们田家的最大贡献是为田家养育了四个子女，让田家后继有人。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是她在1949年4月怀着孩子渡江南下赣东北继而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步行2,000多公里途中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生下的。另外三个孩子都是五十年代在贵州省出生的。在怀第二个孩子时，她患了肺结核，吐血，当时对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只有吃中药，有人介绍了一个偏方，吃大蒜，她一日三餐都吃大蒜，晚上睡觉怕薰我，天天夜里戴口罩睡觉，半年后肺结核竟然好了，钙化了，直到晚年没有再犯。对孩子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只是性格孤僻点，不愿同其他小孩子玩，所以，我给她起个名字叫“乐群”。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俩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杀鸡、宰兔之类的事必须由我来干，英华杀鸡杀不死，把鸡扔地下鸡还会跑。宰兔更是下不了手。我给英华开玩笑说，看来一个家庭没个男人还是不行。她说，四个孩子你来带，没女人更不行。但我治家有条原则，不管钱，也不要权，在家一切老伴说了算，我封英华为“家庭总理”。所以，我们六十六年的共同生活，一直和睦相处，从未打过仗，也没说过粗话。年轻时性子急，偶尔吵架、怄气是有的，一般是我说几句好话、道个歉了之。

　　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

　　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详情请参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前言）

　　戒烟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学会了抽烟，开始烟瘾不大，抽的少，一般两天一包。但到了七十年代，烟瘾越来越大了，一天两包，开起会来，你给我，我给你，就更多了。由于抽烟过多引起喉炎，每天天不亮就咳嗽，床头上放个痰盂吐痰。时间久了影响英华睡觉。“有钱难买黎明觉”，她正睡得香的时候我咳嗽起来了，为此，她多次劝我戒烟，我也觉得抽烟没好处，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次戒烟都是三、五天后烟瘾复发，先是当“伸手牌”，给别人要烟抽，要几天不好意思了，就自己买了，就这样周而复始，先后戒了五次都不成功。

　　1978年秋在成都，英华对我早晨咳嗽影响她睡觉实在憋不住了，发火了，把我一整条烟从窗口扔到大街上去了，另外两小包扔在地板上用脚搓了。面对此景此情，我没生气而是以笑置之。因为我觉得自己理亏，没实现自己的承诺。从此，我下决心非把烟戒掉不可。未料刚戒烟三、五天，正在吐苦水的时候，接到财政部电话，要我参加由张劲夫同志（时任财政部长）为团长的出国考察团，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我很快到指定的地点即北京市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报到，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准备。一天，代表团管生活的同志来问我：“你抽烟不？代表团对抽烟的同志每人发六条‘中华牌’烟，三条带过滤嘴的，当着外国人的时候抽，三条不带过滤嘴的，自己在房间时抽”。他问我要不要？哎呀，这下愣住了。要还是不要，要，前功尽弃，不要，心里发痒，六条“中华牌”呀，难得呀！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明天告诉你吧。这天夜里没睡好觉，思想斗争一夜，最后还是下决心不要。就这样，在国外来去一个月，与外国人在一起，也不好意思当“伸手牌”，吐了十多天的苦水（烟油味），我戒烟成功了，天大的好事，至今己三十六年了，从来不沾烟的边。这是老伴英华的功劳。

　　英华“走”了

　　英华患有口腔干燥综合症，多年来服用激素，不时发生低烧住院。但一往住院一般是打几天吊针，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最后一次住院是2014年3月20月，这次有点不同，经北京医院组织会诊，确认她患心脏动脉馏，而且发展很快。由于年事己高，不能动手术，也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只能保持血压稳定、情绪稳定、生活规律等办法，延长生命。经与院方商量，我决定把她接回家来疗养。在家疗养的好处是，她每天可以见到亲人，情绪会好些：二是她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吃的会可口些。4月3月上午我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住。开始一段时间还好，每天在别人帮助下还能穿上衣服，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吸点氧气，同家人一块吃饭。但最后一周就起不来了，也不能说话了，不能吃饭了，只能靠吸营养液维持生命了，大小便也只能在床上解决了。但她的头脑一直清楚，还能写一两句话，吩咐点什么。

　　5月2日晚，我躺在她身边睡觉时，她伸出手来让我握住她的手，这时她可能己预感到自己不行了，要与我告别了。夜间11点我第一次起来看她，她把被子都蹬了，我给她盖上，这时还是正常的。下3点我第二次起来看她，她又把被子蹬了，我又给她盖上，这时也是正常的。我第三次起来看她是零晨5时25分，这次不同，她像沉睡一样不动了，我摸摸她的前额和手，凉了。摸摸身上还热。我立即叫女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半小时后到医院，已经无法挽救了，英华走了。

　　英华走了，我痛苦万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英华走的很安祥，没有遭受多少痛苦；再是在她病重期间，我和大女儿始终守候着她，她走在我身边，我亲自把她送上了“天堂”。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英华从1947年会计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不论是在财政部门工作还是在银行工作，基本上都是从事财会工作。1981年1月我调国务院工作，她也随之于4月调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财会部工作。英华辞世后建设银行总行对她的一生作了如下评价：

　　“1981年4月，她调到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先后担任财务会计部处长、副主任等职务。作为一位长期从事财会工作的专家，她充分发挥自身的专家素养、组织能力和基层务实经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开展了基建财务、经费会计制度建设及财务核算等工作，为推动建设银行财会管理由事业型向企业型转变、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财会体制，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专业专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同事的尊重和爱戴。1986年3月，她主动申请离休，为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做出了表率。她的很多工作业绩和感人事迹，至今还为建设银行员工口口相传。

　　“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英华同志在73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在思想、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事大非面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她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她顾全大局，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她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李英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和奋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我们为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而感到万分悲痛！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将激励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努力奋斗。”

　　这就是组织上为李英华同志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