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玩偶”的凄凉晚年生活

 

　　踌躇满志的徐景贤本来可以成为作家，但在“文革”风暴中，他身不由己地成为“大人物”手中的“小玩偶”，成为了张春贤的铁杆，以死保张春桥著称。在四人帮倒台后，徐景贤也难逃牢狱之灾，其人其事渐渐湮灭在历史尘埃中。

　　徐景贤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是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干部，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反戈一击。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从此受到“四人帮”信任。当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之后。把他们的老窝——上海。交给了徐景贤掌管。曾几何时，“四人帮”被粉碎。徐景贤也因参与“四人帮”的一些阴谋活动而被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刑。徐景贤何以从受到信任和培养的干部而成为人民的罪人呢？

　　思想倾向进步的青年

　　徐景贤祖籍是上海市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一奉城镇，祖上是读书人，曾有不小的功名。祖父经商，家道富裕。而徐景贤的父亲徐雅平是中共早期的党员，1926年就入党投身革命，并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李主一共同创办“曙光中学”。他们利用这所学校作掩护，集中革命青年，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然而，徐雅平并不是一个坚强的、能够经受血与火的考验的共产党人，他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为一个专心治学的无党派人士。这原因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徐雅平通过办中学发展共产党这件事情，也被奉贤县县长得知。国民党于1928年4月，出动军警，查封了“曙光中学”，逮捕了李主一和徐雅平。但是徐雅平和李主一的结果却不同：徐雅平于1928年4月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自首申白”，表示从前错了，现在自首，今后不再参与共产党的任何事情。李主一则坚决不发表“自首申白”，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共产党的信仰，最后被国民党杀害。有意思的是，徐、李二人做不同选择的消息，在一个星期内先后见于《申报》，当时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徐景贤出生在一个没有保持住革命气节的家庭。这对于徐景贤后来的道路选择，不能不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徐景贤的父亲徐雅平因在他办的中学里发展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已经被国民党查封，一家人在奉城镇呆不下去了，于是，他父亲就到上海谋乍。他很快就找到了对象——戴秋楠，并于当年结婚。婚后不久，他父亲又通过同学的介绍，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当教师。从此，他专心致志搞学问，时间一长，倒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数一数二的教师，收入颇丰，家庭生活也算是旧上海一流的。徐景贤是他父母结婚第五年才出生的。这一年是1933年。他出生时，家庭已经安定下来，又是上海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因此，徐景贤不像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孩子那样从小受苦，而是从小就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徐景贤很聪明，上小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经常夸奖他，还把他树为全班的榜样。

　　徐景贤的父亲虽然脱离了共产党，远离政治，一心一意搞学问。但在思想倾向上，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总体上还算是同情共产党的。这对于徐景贤是有影响的。徐景贤从小就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的薰染。上小学时，他仅仅是读了家里面藏的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上中学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学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思想倾向进步的徐景贤自然就参加到学生运动中来。游行、写标语、发传单，等等，他都抢在前面。

　　但他父亲却鉴于自己的“教训”，不希望徐景贤从事政治活动，多次劝他，不要再参加学生运动了，这样做“危险”。但是，徐景贤不听，仍然照样参加。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大军开进到长江以北，准备渡江解放中国南方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空前活跃，徐景贤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次数就更多了，由于他表现积极，中学里的共青团组织就想发展他入团。他父亲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加入共青团。为这件事情。他们父子二人还大吵了一顿。他父亲不仅没有阻止了徐景贤入团，也没有阻止了他入党。在上海解放前夕，徐景贤加入了共产党。

　　华东局的笔杆子

　　新中国建立后，徐景贤正好中学毕业。当时，共产党刚刚解放南方地区，需要大批干部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领导工作。一开始，他是在上海市的区里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华东局迁入上海，急需要一批干部，徐景贤就被调到华东局的宣传处工作。当时的徐景贤，工作是积极的。华东局宣传处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他在处长指导下起草的。宣传处长是老千部，也有一定文化，也能写，但他很器重徐景贤，许多文件就交给徐景贤起草。那时，会议多，文件多，起草文件往往不分昼夜，有时一连几天几夜连轴转。徐景贤年轻，身体好，笔头也快，因此，大部分材料的起草工作，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而徐景贤恰恰有这样的特点——领会领导意图快，文字功夫好，因此，他起草的材料，是很受华东局领导人赞赏的。一来二去，不光是宣传处的材料要他起草，连华东局的一些重要文件也要他起草。时间一长，徐景贤就以华东局的“笔杆子”而小有名气了。当时，徐景贤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虽然出身于富裕人家，但并无骄奢之气，平时，就穿着一身列宁装(后来经常穿的是中山装)，衣服上边的口袋里插着两枝钢笔。一双布鞋，要穿许多年，破了也要修补一下再穿。机关里有什么搞卫生、到其他地方劳动的事情，他也走在最前边，干得也最起劲。他为人比较谦和，见到和自己同级或者下级的干部，也总是主动打招呼。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就是读书。平时，机关里的干部总是见到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有空就读起来。他起草文件多，与领导人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但他在领导干部面前，也并不低三下四，毕恭毕敬，而是自然相处，这样反而使领导干部们更喜欢他了。

　　但他在华东局最突出的，还是笔头快，文字功夫强。这对他帮助极大。由于有这个特长，他在华东局是很受重视的。一般中层领导干部不能参加的会议，也让他列席，有什么重要政治信息，华东局领导也要向他讲一些，有些重要文件的内容，也要让他知道。目的是为了使他起草文件有个主旨。

　　徐景贤不光是起草文件是把好手，在业余时间还经常写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杂文、文学评论、小品文等居多。他一般不用笔名，因此，在当年上海的一些报刊上，经常能够看到徐景贤的文章。这使他在华东局得分不少。因为在那个时代，在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是写作高手，对擅长写作的干部，是很重视的。土行下效，在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乃至各县委，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能写作的人。华东局领导人就对徐景贤十分重视。他的文章见之于报刊，领导人也总是要看一看的，这对徐景贤进一步树立自己“笔杆子”的形象，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徐景贤虽然笔杆子厉害，但在职务提升上却并非顺风顺水，这缘于他的家庭背景——当年他父亲徐雅平脱离共产党时被上海《申报》发表的“自首申白”成了徐景贤家庭出身方面的污点。一段时间，徐景贤心灰意冷。他自己觉得，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了，就想另外寻找发展途径。于是想在文学创作方面发展，立志做一名作家。

　　为了向文学创作方向发展，成为一名作家，徐景贤总是想方设法接触一些住在上海或者在上海担任一定职务的著名作家。他经常去见著名作家夏衍，把他的作品给夏衍看，请夏衍指导。一来二去，他和夏衍的秘书葛蕴芳便熟悉了，二人谈起了恋爱，最后，葛蕴芳成了他的妻子。

　　平心而论，徐景贤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他的文学创作水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有了很大提高，他写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老练的风格。他后来参与话剧《年青的一代》的改编和创作，该作品获得文化部优秀话剧奖，以及他后来出版过《生命似火》一书，就是证明。今天，我们从徐景贤当年的作品中，仍然能够看到他文笔的优美，描写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如果不是因为张春桥，徐景贤很可能真的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并成为今天仍然很有名气的作家的。

　　被张春桥看中

　　1957年，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徐景贤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与别人相比，徐景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经常在领导人身边工作，对上边的精神了解得比较多。他能从领导人的谈话中，了解领导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也有条件站在领导人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因此，在反击右派之前的“鸣放”阶段，徐景贤不但没有任何“鸣放言论”，相反，他倒是从下面报上来的内部材料中，看到一些人的“鸣放言论”以及领导人对这些言论的看法。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徐景贤一开始就站在“左派立场”上了。1957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反击右派，上海的《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击右派的文章，其中，就有徐景贤写的。与当年《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反击右派文章相比，徐景贤的文章少得多，影响自然也没有姚文元的文章大，但是，徐景贤的文章另有风格，他的文章尖锐、深刻、泼辣、生动。并不硬性上纲，而是旁征博引，风趣幽默，引人爱读，因此，当年徐景贤的文章也吸引了上海一大批读者。在这些读者中，张春桥就是一个。

　　张春桥在上海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一大早就看《解放日报》，而且看得很仔细。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左派”人物的张春桥，自然对反击右派的文章更加注意。徐景贤的文章，每发表之后，他都要读。张春桥对徐景贤的观点和文笔，都很赏识。张春桥过去就认识徐景贤，但接触不多。现在以反右文章为线，把二人连了起来。

　　有一天，张春桥主动打电话邀请徐景贤到他办公室去谈谈。张春桥在问了徐景贤一些情况后，当面夸奖徐景贤的文章写得好。张春桥还向徐景贤谈了目前全国政治形势和他的看法。他鼓励徐景贤继续沿着写政治评论文章的路子走下去。这次谈话，徐景贤给张春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久，张春桥向柯庆施推荐了徐景贤，柯庆施过去也看过徐景贤的文章，张春桥推荐之后，柯庆施也找徐景贤谈了一次话。谈话中，柯庆施问了徐景贤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徐景贤的答复令柯庆施满意。这次谈话不久，徐景贤就被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行政级别也被提了上来。和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相比，自己不再感到低人一等了。

　　徐景贤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也有了盼头，跟紧柯庆施和张春桥这两个上海市的大人物，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从此以后，徐景贤热心于吃“政治饭”了。他虽然仍然热爱文学创作，但他把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研究当前政治动向上，花在了研究阅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在市委写作班子里，他经常在柯庆施、张春桥身边，因此，也能够从柯庆施那里，得知中央的一些情况。他也用了很大精力去研究柯庆施每句话甚至玩笑话中的政治含义，在脑子里反复琢磨，得出结论，然后在写作文件时，把有关政治理念揉进去。

　　本来，徐景贤自己的思想就够“左”的，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后，由于紧跟柯庆施、张春桥，徐景贤的思想更加“左”了。那时，他在有关全国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柯、张二人是一致的，因此，他起草文件稿，总是能够和柯、张二人的思想合拍，也就受到了柯、张二人的赏识。不久，徐景贤就被进一步提拔为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同时主抓“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个支部书记的职务虽然不起眼，但地位不一般。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是分为几个组的，每个组的头头，都是响当当的“大笔杆子”，而且级别不低。这个写作班子，还分别用一些笔名，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一些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文章，例如，有“罗思鼎”、“丁学雷”等等。当年，一提起用这些笔名发表的文章，一提起写作小组写的重要文件，老上海市委的许多干部仍是记忆犹新的。徐景贤是这些写作组的总管，他经常召集各写作组长开会，研究形势，研究写作文章的问题。市委写作班子的全体大会，也由他召集。他实际上就是代表市委领导人来管理这个写作班子的。

　　差一点被误认为“保皇派”

　　柯庚施于1965年4月去世后，徐景贤在上海市委仍然吃香。他仍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仍然受到重用，参与上海市委重要文件和重要文章的起草和写作工作。这原因，不仅是因为张春桥仍然是上海市委领导人，而且因为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人对他也十分赏识。当时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都对徐景贤十分信任，他们的一些讲话稿，他们主持搞一些重要文件，都要找徐景贤起草。徐景贤已经有了“上海市委第一号大秘书”的称号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市也陷入了动荡之中。不久，一件一件的大事发生了，一些工厂里出现了给党委贴的大字报，一些学校也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北京的红卫兵也来上海市冲击市委机关了，特别是这一年，发生了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所制造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不久又发生了围攻《解放日报》等事件。

　　面对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徐景贤也有了热血冲动之欲望，思想上一贯“左”的他，是拥护和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由于他和市委领导朝夕相处，也受到一些市委领导的影响，一开始，他对于“砸烂”、“造反”、直接冲击市委机关、破除“四旧”、成立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这些事情，是不赞成的。正是由于徐景贤有这两方面特点，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受到各方面重视的人。主张造反的人认为他思想进步，是“革命派”，老干部们也认为他比较稳当。因此，在上海市委成立文革小组时，他被选定为这个小组的成员。

　　作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一开始还是比较稳重的。当发生“安亭事件”时，他为之震惊。他是反对卧轨拦车的。在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获秋受到冲击、批斗时，一开始，他对陈、曹二人是同情的。作为市委“第一号大秘书”，他经常为陈、曹二人写检讨书。在陈、曹二人被揪斗时，他随护在陈、曹左右，有人推揉陈、曹，他也上前拦阻，陈、曹心情不好时，他总是去安慰陈、曹，陈、曹二人坚持稳定局势，维护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秩序，徐景贤是坚决拥护者之一。那段时间，他作为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紧跟在陈、曹二人左右，把他们的指示尽快的传下去，或者写成文件发下去。他按陈、曹二人指示，经常和各系统、大单位通电话，了解情况，下达稳定局势的指示。这样一来，在上海市委机关，许多人都认为徐景贤是“保皇派”，是陈丕显、曹获秋的人。实际上，这是误解。徐景贤从思想根子上，是和张春桥一致的，他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也是赞成一些“造反”行动的，只不过他当时还认为，“造反”行动要有一定限度。他也是要造反的，但他一时对形势看不太清楚，他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他要用一段时间观望形势。

　　由于徐景贤一度被误认为是“保皇派”，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险些受到冲击。那时，上海一些高校的红卫兵认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没有起好作用，他们发表的文章，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动的。于是，就纠集一些人跑到上海市委来，要揪出“丁学雷”、“罗思鼎”，要打倒“黑秀才”。

　　徐景贤是个机灵人，在政治上，头脑相当敏锐。他早就注意到上海一些高校中红卫兵的传单上批判“丁学雷”、“罗思鼎”了，在心惊肉跳之余，他也提高了警惕，他预感到会有红卫兵来市委机关揪“黑秀才”。所以每天上班都稍晚一些，经常在办公楼附近转，观察动静。果然时间不长，同是市委写作班子的历史组(也是“罗思鼎”组)负责人朱永嘉，被红卫兵架走，遭到批斗。

　　朱永嘉被揪斗这件事情，使徐景贤吓破了胆。他认为，红卫兵下一个揪斗的，肯定是自己，因为在市委写作班子里面，他的地位要高于朱永嘉。

　　徐景贤一连几天没有睡好觉。他思来想去，认为自己光是这样躲避，总不是个办法，必须来一个根本解决。那么，什么是根本解决之策呢？他想来想去，认定：自己也必须和市委领导人划清界限，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靠上已经是中央文革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才能彻底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

　　反戈一击

　　徐景贤打定主意后，就利用自己在市委写作班子工作，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钓鱼台办公室的电话的有利条件，悄悄地给张春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张春桥是个多疑的人，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并不答复，只是听着徐景贤讲，并不说话。因为张春桥考虑到了徐景贤打电话的用意，脑子里立即想到是否来试探的问题，甚至考虑到了电话那边是否有录音机的问题。徐景贤见张春桥不说话，心中没有了底，他失望至极，心灰意冷，做好了准备被揪斗的思想准备。

　　不料，正在徐景贤六神无主之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来找他了。文静向他转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要尽快和旧市委划清界限，起来造旧市委的反，造陈丕显和曹荻秋的反。在朱永嘉被揪斗这件事情上，由于徐景贤曾经让自己手下人向姚文元求救，姚文元也主动通过这条线来和徐景贤联系了。姚文元在钓鱼台那边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徐景贤的家里，向徐景贤讲了全国的形势和发展趋势，明确提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应该向旧市委开火，要反戈一击，你徐景贤是头头，要带领写作班子这班人马，脱离旧市委，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头功。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已经进入冬季的上海刮起了小风，在动荡中无所事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干部们大多穿上外套，准备回家了。突然，徐景贤通知，立即到会议室集合，要开紧急会议。大家只好集中到会议室。会议开始，，徐景贤一脸严肃。他用两眼把在场的人都打量了一番，然后才慢慢开口道“文化大革命”已经起来了，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到了我们面前。接着，他通报了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的情况，通报了姚文元电话中讲的话，还把张春桥的意思，向大家讲清楚了。最后，他要大家表态，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是起来造反，还是被动地当“保皇派”？市委写作班子的秀才们立即就明白了。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与会者纷纷表态：要造反，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徐景贤见火候足了，立即向大家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杀旧市委一个回马枪，要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揭陈丕显、曹荻秋的老底。大家拥护徐景贤的这个意见，于是，他们接着研究具体方案。

　　市委写作班子这帮秀才们，决定马上做四件事情：第一件：宣布造反，揭发旧市委，特别是要集中火力向陈丕显、曹荻秋开火。第二件：立即成立造反组织；大家推举徐景贤、郭仁杰(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副书记)当这个组织的头头，办一个小报，叫《机关炮》。第三件：要和市委机关其他造反组织联合。说干就干，第二天，徐景贤就和市委办的《支部生活》造反组织的头头王承龙联系，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起来，搞一个造反组织，名字叫“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市革联”)，徐景贤当这个组织的“一把手”，王承龙、郭仁杰是领导成员。第四件：把上海市委中，特别是陈丕显、曹荻秋的核心材料抛出来，与市委外面的造反组织来一个里应外合，打倒市委。

　　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上午，上海市委机关里，出现了重量级的大字报，即揭发上海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机密”的大字报，下面属名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时，一个叫《机关炮》的小报在市委机关广泛散发，上面刊登了“秀才”们揭发市委领导干部“严重错误”的文章，小报的创办者，同样也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大字报和小报上的文章，主要出自徐景贤之手。其他文章也经过了他的修改和充实。

　　大字报和小报一面世，立即产生了影响。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愤怒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直十分信任，不久前还在帮助自己写检讨材料的人，会在背后给他们一刀。特别是还把上海市委一些机要文件抖落出来。对这件事，陈丕显一直到晚年也念念不忘，回忆起来感慨良多。一些拥护市委的干部也震惊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人会在陈丕显、曹荻秋岌岌可危之时，杀他们一个回马枪。北京驻上海的一些红卫兵联络站来找徐景贤了，提出了联合行动的要求；早些时日产生的上海市跨行业的企业造反组织“工总司”总头目王洪文派代表来找徐景贤了，先提出他们坚决支持“秀才”们的“革命运动”之后，又提出内外夹攻，打倒上海市委的总的联合行动方针；奉江青之命，专门从北京来上海“点火”，要打倒上海市委的著名造反头头聂元梓亲自来找徐景贤了，他们共同拟定了“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曹(荻秋)”的战略口号；谈话一直持续了八个小时，徐聂二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谈得很投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毕竟来头不小，吸引了上海市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都来和他们联络了。

　　在批斗大会上显露头角

　　但徐景贤又觉得自己千的动作还不算大，他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由“市革联”发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一个“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给上海市委以致命一击，在打倒上海市委上，夺头功，以此确立自己在上海市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把上海市委打倒了，自己心里也踏实了，否则，他也担心会出现“打虎不死反被伤”的结果。经过和“市革联”几个头目商量后，开这次大会的日期，定在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标是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准备，大会的工作落实了。

　　批斗大会一开始，“革命口号”就接连不断。毕竟是“秀才”们主办的大会，与“工总司”搞的批斗大会有所不同，四万多人的大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大会所设的主席台上，端坐着徐景贤、郭仁杰这两位“市革联”头目，请来的王洪文等著名造反组织头目也坐在主席台上。台下早已经把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一些领导人揪来了，但没有对他们搞任何体罚，还给他们每人一把椅子，让他们坐在台下听从批判。只是时而勒令他们站起来“认罪”，然后还让他们坐下。

　　大会一开始，就是徐景贤作长篇发言。徐景贤过去长期处于“幕后”，他又比较“低调”，平时话语不多，人们对他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个“笔杆子”。徐景贤在这次批斗大会上的这个长篇发言，让他显露出了头角。徐景贤的口齿清晰，讲话抑扬顿挫，到一定时候还带些感情色彩，很有煽动力，这使有较高文化素养，对公开发言者十分挑剔的上海市机关干部们，对他刮目相看。徐景贤发言，逻辑性强，一环扣一环，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又有一点哲理。更主要的是，徐景贤的发言，历数了上海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揭发了陈丕显、曹荻秋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其中有许多上海市委内部材料，包括徐景贤参与起草的重要文件。特别是，由于徐景贤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一系列讨论“文革”的会议，知道一些内部情况，他在批判材料中，把从“文革”一开始，上海市委研究如何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也抛了出来，这个影响就很大了。正是从这个长篇发言开始，上海市一些人对徐景贤另眼相看了，在场的王洪文等造反头目认为他“很有水平”，上海市委机关一些干部也认为他“有才干”，但人们不知，徐景贤这个长篇发言，是把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们踏在脚下而使自己向上爬的一个最早筹码。他是以背叛上海市委而为自己的进身之阶的。

　　成为张春桥的铁杆

　　徐景贤反戈一击，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赏识。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动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次行动，徐景贤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在夺权中立了功。因此，“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他被张春桥、姚文元选定为“委员”。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张春桥推荐，中央文革批准，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连晋数级，一下子跃升为上海市的大官，对此，他对张春桥感激涕零，下决心今后要永远跟着张春桥走，一切唯张春桥之命是从。张春桥也十分信任他，他成了张春桥安插在上海市的一个得力干将。

　　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上海的局势仍然动荡，张春桥等人既然已经把上海市委打倒，由他们掌了权，接下来就要集中力量稳定上海局势，以维持他们对上海的统治。徐景贤对此心领神会，为张春桥稳定上海打先锋。从此，动荡中的上海，就活跃着徐景贤的身影。上海市的一个叫“上海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的造反组织，出动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宣布夺了上海市的权。徐景贤给张春桥出谋划策，用软硬两手，把“上三司”给搞垮了。上海的一个叫“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的造反组织，派出数千人，冲进上海市主要党政机关，夺了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上海市各区的权，把主要的公章都夺了去。张春桥着急了，派徐景贤出面，找“红革会”头目谈判。徐景贤第一次显露出了他善于交涉，反应灵敏，口才好的本事，他口若悬河，向“红革会”头目讲明利害，给他们指明出路，只一席话，就把“红革会”头目说服，交出了夺去的大印。但“红革会”中一些“强硬派”却恨透了徐景贤。一天，正在“红革会”中做说服工作的徐景贤被复旦大学“红革会”成员抓走了，秘密关押在复旦大学1100号阅览室里。被抓的徐景贤，面对“红革会”成员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动摇”，在危险的处境中，他面不改色，坚持做说服工作。张春桥自然不能抛下他的亲信不管，派出数百名“工总司”队员，冲进复旦大学，寻找徐景贤，还派上海警备区负责人亲自出面，强令“红革会”交出徐景贤，这才救出徐景贤。事后，张春桥知道了徐景贤被抓之后的表现，对他更加信任了。1967年，上海市新产生的造反组织一“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和“支持联司总站”，向张春桥等人叫板，甚至喊出了“打倒张春桥”的口号。一心为张春桥卖命的徐景贤的心里十分焦急。他立即行动起来，在上海各造反组织中串连，以期孤立“联司”和“支联总站”。他还和王洪文一起，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声讨“联司”。会上，轻易不喊口号的徐景贤，带头高呼“联司必败”的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在上海，徐景贤是以死保张春桥著称的，为了保张春桥，谁反对张春桥，他就和谁对着干，哪怕是过去的“战友”，他也要与之反目。

　　更使张春桥对徐景贤信任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时，以徐景贤的才能和过去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经张春桥提议，中央文革在拟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名单时。把徐景贤列为第三号人物，即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当时上海人称徐景贤为“徐老三”。但是，不久，张春桥有意培养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原来名列第七位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的地位上升，代替徐景贤的地位，成了“王老三”。无论是理论水平、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工作能力，都不如徐景贤的王洪文名列徐景贤之前，徐景贤心里能服气吗？这一点曾经让张春桥十分担心，他还考虑过把徐景贤调到中央工作以化解矛盾的方案。但出乎张春桥意料之外，地位下降的徐景贤，处处尊重王洪文，全心全意帮助王洪文处理事情，有事也经常和王洪文沟通，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服气的情绪来。王洪文对徐景贤也十分满意，二人相处很好。这件事使张春桥更加看重徐景贤，认为他“境界高”，“善于团结人”，“没有私心杂念”。张春桥就更加重视和提拔徐景贤了。

　　1968年底，中央筹备召开九大，张春桥是筹备组成员，上海方面由他负责。他在内定王洪文为九大代表，在九大上当中央委员的同时，也把徐景贤定为九大代表，也要在九大上当中央委员。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徐景贤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大会。由张春桥等人推荐，徐景贤还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在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可不一般。当上了中央委员，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讨论了，预示着自己今后会走出上海，前途无量。

　　在九大上整陈毅

　　徐景贤能够飞黄腾达，心里对张春桥感激不尽，从此以后，他站在张春桥的立场上，一切听张春桥的指挥，以此报答张春桥的“知遇之恩”。徐景贤出席九大时，在九大小组讨论会上和王洪文一起整陈毅，是他在九大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他向张春桥献上的一份“报答礼物”。

　　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倒陈毅，无奈，毛泽东要保陈毅，并且提议，陈毅要当九大代表。但张春桥不死心。1968年11月，张春桥授意徐景贤，和王洪文一起，组织上海一些人编写了一个题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搞文字的东西，王洪文是外行，搞这个小册子的主要工作都由“秀才”出身的徐景贤承担。徐景贤立即把他在市委写作班子中的几个骨干找来，面授机宜，把小集子的体例、主要内容，都交待清楚了。他还日夜和这几个骨干一起搞这份材料。不久，这个小集就搞出来了，徐景贤安排印出几份。由他、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阅后，又作了一些修改，就定稿了，然后，由徐景贤安排印刷。这个小集中，把陈毅从1953年至1966年在各种会议上讲话、谈话加以断章取义，随意摘编，然后无限上纲，作为批判陈毅的材料。这个小集共九个部分，每一部分的标题都赫然给陈毅扣着政治帽子，例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个小册子，在九大召开之前，就在上海和南方一些九大代表中散发了。散发的目的，是为在九大上围攻陈毅做准备。

　　九大召开时，陈毅自然被分到华东组，陈毅又是上海市推举的九大代表，要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在小组讨论会的第一天，陈毅坦荡地走进会场，微笑着和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打招呼。但会场上，多数人不敢看他，在回避着陈毅的目光，只有几个老熟人上前和陈毅握手。敏锐的陈毅马上断定，张春桥他们又在捣鬼了。果然，还没等陈毅坐下，徐景贤突然领头高喊口号Ｌ“打倒陈毅!”，“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陈毅回头看了看徐景贤，从容不迫地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烟，把手中拿的会议材料慢慢地打开，抬起头，用炯炯有神的双眼，扫视了一下会场，用沉稳的语气说：各位同志，当选九大代表的标准共有七条，有四条是毛主席在关于接班人标准中早就讲了的，有三条是林副主席讲的干部标准。我陈毅不够这些标准，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徐景贤和王洪文立即抓住陈毅语词中所说的“上海党”这句话，说：陈毅这样讲，是分裂中国共产党。接着，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开始批陈毅。王洪文第一个发言，他打开他们编的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念一段陈毅的话后，批一阵。陈毅觉得有点不对头，为什么他们手中拿的材料我手里没有？但是，陈毅也不问，他心中已经有数，他们手里拿的，肯定是他们搞的黑材料。他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王洪文发言之后，徐景贤接着发言，也是念一段材料上的话批一阵。讨论九大文件的会议，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批判者特别抓住陈毅那篇演讲，搞无限上纲。他们这个说，陈毅说刘少奇是他的老师，是为刘少奇翻案。那个说，陈毅说毛主席是个螺丝钉，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还有人说，陈毅在历史上就一贯反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对此，陈毅只是微微一笑，他对这些人的做法，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一个一个发言结束后，也不让陈毅说话，在那个场合下，陈毅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力。这次批判陈毅的会议，一直开了两个多小时。王洪文这才宣布会议告一段落。批判之后，王洪文这才装模作样地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九大闭幕后不久，全国各地开始整党建党，即重新建立各地各级党委。上海也开始组建市委。张春桥当上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上了第二书记。第三书记，是王洪文，徐景贤也当上了市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笔者注)，排名列在王洪文之后，是上海市第四号人物。在上海市的领导人中，他的排名，竟然在他原来的老领导马天水之前，因为马天水在九大上只是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2年，王洪文也调到中央工作。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上海，徐景贤成了上海市的实际掌权人。虽然后来张春桥等人也倚重马天水，但徐景贤始终是张春桥在上海的大管家。

　　参与策划叛乱

　　自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结成“四人帮”后，就处心积虑地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由于中央还有一大批老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的阴谋一时难以得逞。他们考虑到了武力夺权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枪杆子，于是，就打起了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的主意。上海是“四人帮”苦心经营的老巢，在王洪文的操纵下，上海民兵曾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并且有相当的武器装备，而且，上海民兵还脱离上海警备区领导，直接归王洪文操纵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指挥。1975年，王洪文就以回上海“调查研究”的名义，策划建立第二武装。到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徐景贤在上海具体落实民兵训练和武装，以及生产武器等工作，更加尽心尽力了。

　　但是，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同志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把“四人帮”抓了起来。华国锋为了稳住上海，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办公厅，以开会的名义，调马天水进北京，并且把马天水也控制起来。马天水进北京开会，使聪明的徐景贤产生了警觉，他提出，要抓紧和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联系，问中央调马天水进北京，到底开什么会。但他们无论怎么样联系，也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联系不上。徐景贤又提出，要和到北京的马天水直接联系，当他们和马天水的秘书联系时，马天水的秘书讲了一句暗语：“我的老胃病犯了”。徐景贤等人慌了，继续打探消息，虽然答复含煳隐晦，但徐景贤等人判断：他们的“首长”被抓了，右派上台了。10月8日，徐景贤等人连夜在康平路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市委常委紧急会议刚刚结束不到10个小时，又召开紧急会议。市委常委们的小汽车再次鱼贯开入康平路。

　　徐景贤紧急召开的这次上海市委常委紧急会议，在深夜举行。会议开始，徐景贤就一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四位首长”可能已经被扣。你们看，上海怎么办？徐景贤的话音刚落，朱永嘉立即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要准备和右派斗，要把上海搞成巴黎公社。现在，就要发表告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书，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右派政变了。如果不发告全市人民书，也要用特殊方式，发表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朱永嘉还没有说完，王秀珍就抢过来说：要动员民兵进入紧急状态，先出动2500人，再调动31000人待命，要突击发枪发子弹，派民兵连夜搞巡逻，永嘉同志现在就去准备造舆论的工作。其他几个参加会议的人也先后发言，提出上海要搞武装斗争的意见。徐景贤见大家讲完了，就综合他们的意见，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就开始做武装斗争的准备；二、为了在关键时刻保持上海领导力量，防止领导人被意外杀害，常委分两拨，设两个指挥点，我和王秀珍分别为两拨的总负责，我和王少庸、张宜爱等去丁香花园，设一号指挥点，王秀珍和冯国柱等去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设二号指挥点。三、要向上海警备区做工作，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四、只留张敬标在市委常委办公室值班，联系各方面，有情况要及时向他报告。徐景贤还亲笔写下了两个手令，一个手令的内容是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调3500人集中，35000人待命，晚上集中值班，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报社、电台的保卫。另一个手令的内容是电台的警卫连要注意警卫，听从刘向贤同志指挥。在此时，徐景贤与情绪激动的朱永嘉、王秀珍不同，他反倒沉稳了下来，他俨然“上海起义”总指挥的样子，从容地布置这一切。在此时，他要为“四人帮”看好上海这个“家”，要为“四人帮”尽忠。

　　被中央稳住

　　上海方面的一举一动，都被中央得知。华国锋从稳定大局出发，一方面，调动南京部队三个师，向上海方向靠近，另一方面，也采取了麻痹对手的策略。他并不向全国公布速捕“四人帮”的消息，而只是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这样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过了几个小时，中央又下达了文件，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这个消息是10月9日凌晨发表的，徐景贤很快就知道了，他又费起心思猜测起来：如果“首长”们被抓，会马上听到消息的，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作出这两个决定，说明中央正在开政治局会议。四位“首长”都是政治局委员，一定也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说明他们没有出事。9日一大早，王秀珍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他，马天水刚刚亲自打电话给她了，告诉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徐景贤刚放下电话，就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给他打的电话，内容和王秀珍说的一样。徐景贤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他根本不知道，马天水是按中央要求打的电话。中央让马天水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稳住徐景贤等人。

　　徐景贤的心没有松驰多久，立即又紧缩起来，原来，就在9日晚上，他又接到了马天水的电话，转达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二人于明天上午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的脑筋又紧张地旋转起来：中央的开会通知为什么要让马天水转达？马天水为什么不在上午的电话中告诉我们？莫不是“首长”真的出了事？莫不是马天水在骗我们？但他转念又想，以马天水和张春桥的关系，他总不会骗我们吧？但是中央办公厅有通知，他和王秀珍又不能不去北京。徐景贤想起了张春桥经常对他说的《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做了有去无回的打算。9日晚，徐景贤向他的妻子郑重道别，10日一大早，就和王秀珍赶往机场。在机场上。徐景贤向来送行的“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交待：我们去北京，如果两天之内没有电话，你们就发动起义，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徐景贤、王秀珍乘坐的飞机，在半路上多次被检查，徐景贤心中已经明白了八分，他们一到北京，就被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接到住处，实际上被控制起来。他此时彻底明白了；“四人帮”已经被抓了，他们的“首长”完了。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同时，他也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从此完结了。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中央派人来找他谈话了，同样是要求他给上海方面挂电话，稳住上海。徐景贤不得已，只好给上海打电话。但是，他此时已经不能再说“首长”们身体都好，工作很忙的话了，而是含煳地说：你们一定不要乱动，等一两天我回去再说。此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已经从外电中得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也判断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叛变了，他们打算制造叛乱，还制定了“捍一”、“方二”两个武装叛乱计划，研究了停水、停电，“立即起事”的种种方案，但徐景贤等人已经被控制在北京，上海方面的“四人帮”死党群龙无首，无人决策，行动不起来。

　　13日，徐景贤果然飞回了上海，不过，他这次是和马天水、王秀珍一起飞回来的，而且，比他们早一步来上海的中央工作组已经控制了上海局势。当天下午，上海市委常委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小礼堂已经被上海警备区派来的警卫控制。会上，马天水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中央印发的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话。还没有等马、徐传达完，“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立即叫了起来，有的高喊要拼命，有的大声哭泣。徐景贤出面装好人了，他说：你们不要再哭了，也不要闹了，否则将加重他们四个人的罪行。徐景贤说完，便阴沉着脸，不再说什么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昕清楚了：徐景贤已经改口了，他说他们四个人有“罪行”。徐景贤的这些话，让“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认为他叛变了。

　　接下来的几天，徐景贤仍然以市委领导人的身份在一些会议上露面。10月24日，上海的人们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还看见徐景贤坐在主席台上和群众一起鼓掌。但不久，徐景贤就从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苏振华任第一书记，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徐景贤也被停职交待问题。他又忙了起来，不过，他此时忙的是写检讨材料。

　　受到公审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几年，徐景贤处在被隔离审查的状态。1980年，中央决定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在公审“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时，徐景贤曾经出庭作证。这是时隔数年，人们再次见到徐景贤。他已经明显老了许多。徐景贤在作证时，对于他们在上海策划搞反革命叛乱的基本事实，还是讲清楚了的。他在1980年12月13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证时，交待了他们在1976年10月开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具体讨论了设指挥点，由他执笔开列了指挥点人员名单，亲笔写下了调动上海民兵的手令等罪行。他在作证时最后还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徐景贤因为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也被提起公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成为他的主要罪行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了解他晚年生活的知情者感叹，可怜他一双女儿，虽然姿容俏丽，在其父失势入狱后便无人敢娶。一直到1990年代初他的两个女儿才相继成家。徐景贤出狱后，他们全家继续在上海市中山西路三湘大厦对面的一处民房内低调地生活着，直到一双女儿的孩子长大，没有办法再挤住在一起。两个女儿先后搬出老宅，徐景贤与老伴也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委托朋友把房子租了出去补贴家用。这间房子从租借出去到现在，先后共经历过10余位住客。这些人都是单身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据一位知情者说，徐景贤与他的妻子为有那么多有志气的年轻人来入住感到高兴，通过房子能够接触到年轻大学生的生活。但这些年轻的房客却从来不了解这所房子的主人、曾经和他们一样雄心勃勃的年轻书生当年那段在这里无从追忆的风云际会。2007年10月，徐景贤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