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20日至21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就周永康案表示：“周永康大搞权钱、权色交易，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也带坏了一批干部。不仅要深刻反思周永康案的沉痛教训，而且要彻底肃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响。” 孟建柱说，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买官卖官、收钱捞人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是政法委首次表态肃清周案影响，显示中共政法系统正式进入革旧布新，拨乱反正的新阶段。
除了对周永康案的反思和警示外，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还对2015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在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涵盖深化公安改革、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等，具体内容包括：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深化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其中“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的举措获得了外界普遍好评。“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法委角色依然吃重。在政法系统面临改革的大背景下，政法委的领头人孟建柱可谓重任在肩。
改革举措“正中靶心”获赞
十大以来，政法系统陆续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像呼格吉勒图、于英生、徐辉等。这些冤假错案，有的是受当时有罪推定理念的影响，重口供、轻证据，甚至搞刑讯逼供造成的；有的是明知证据不充分，也作出了所谓“留有余地”的判决。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说，“有的(案子)是受当时有罪推定理念的影响，重口供、轻证据，甚至搞刑讯逼供造成的。”
针对这些问题，这次会议要求“进一步转变司法理念，遵循刑事诉讼活动规律，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认真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制度，切实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重点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会议明确提出，中央政法各单位和各地政法机关要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落实办案责任，加强监督制约。
中国的官员长期以来在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考核指标指导下工作，这些指标在决定他们的晋升机会、或者被降职上有很大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共产党越来越强调国内秩序和安全，党所谓的“维稳”指标也变得更加重要。一直以来，中共都以逮捕率、定罪率等内部指标来考核警察、检察官和法院的做法，这种指标加大了做出有罪判决的压力。纽约时报中文转引香港研究中国刑法制度的研究员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的话说，“通常情况下，某些指标或指令是最上层做出的，”“随着这些指令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它们有时会增添更多的具体内容，因为每个层次的官员都指望能满足他们上级的愿望。”北京的刑事律师尚宝军说，“这种考核指标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如果有一件谋杀案，如果你必须破案，否则公安局长或侦探将被免职或降级，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许多刑讯逼供案件产生的根源。” 他对政法委改进司法制度的建议表示欢迎。
据悉，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公安、法院等部门就分别出台规定，取消本系统内的不合理考核指标。2014年12月末，最高法决定取消对全国各高级法院的考核排名。11月，河南省公安厅等公安机关也宣布废除“发案数”、“破案率”等不科学、不合理考评指标，各地不得以此类指标搞排名。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公安机关的“破案率”等考评指标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法院的结案率考评，由于与司法规律不符，一些法院开始通过不收案的方式异化这个规定。这些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冤假错案和一些异化行为的发生，所以要取消，应该肯定和支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对犯罪以及其他挑战政府对权力的控制、尤其是政治反对派的长期强硬立场没有表现出任何改变的迹象。习近平曾多次指出，法律的机器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他在政法委的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习近平说，“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中共政法委角色仍吃重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简称中央政法委）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80年正式设立的，“是党中央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其前身是“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小组”等。政法机关是中国的专政机关，其主要包括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含监狱劳教）、国家安全部门、反邪教部门、武警部队这7个部门。中共中央、省、地、县四级，均有政法委员会设置；而县以下基层党组织则不设此机构。在周永康时代，政法委的权力达到顶峰。周永康以政治局常委身份统领政法系统，包括公安、法院、检察院都在他的统管之下，甚至可以调动庞大的武警部队，因此被冠以“政法王”的名号。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政法委被降格，由政治局委员（之前1987年至1992年、2002年至2012年曾三度由政治局常委兼任）执掌。不过，作为中共的统管国家机器中公检法的党的机构，其重要性并未因此而削弱。2014年10月28日公布的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这样表述：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持。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环境上，带头依法办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可见，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法委角色依然吃重。
早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改名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之时，就有分析认为政法工作会议已经成为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等同等规格的会议，是执政党加强政法工作的信号。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在政法系统面临改革的大背景下，政法委的领头人孟建柱可谓重任在肩。习近平将整个政法系统全权交给孟建柱，可以说对孟抱以了极大的信任和期望。2012年12月孟建柱接任政法委书记后的第一次政法委会议，就表态要“推进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继而又在2013年1月7日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中国存在55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将最终废除。而据香港中通社报道，2014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出台的依法治国决定的讨论草案，就是由孟建柱领衔的中央政法委牵头参与拟定的。
香港《凤凰周刊》最新一期封面报道“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披露了周永康几宗罪的诸多细节。在披露周永康拉帮结派，搞团伙，干扰人事的细节中提到：周永康拉拢一批，排挤一批，而且非常顽固，不按其意见办就实行打击报复。有说法称，原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M，在人事问题上令周永康觉得“很不顺手”，“很多事办不成”。目前这一信息尚待未来官方公布周案细节时印证。而港媒此处所称的M，据信就是指原中共公安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现已是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孟建柱名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就是M）。 (季北群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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