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The Diplomat）刊文称，目前的中国外交做出了25年来的最大调整。
文章称，从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一职以来，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中国问题专家的目光。习近平已对中国对外政策做出了重大改变。他实行的政策与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差别颇大，使中国学者忙于解释这些政策含义与影响。这在外交政策领域尤为明显。中国问题专家已开始梳理习近平最近提出的新举措和建议，包括“一带一路”战略（OBAOR）和亚洲基建投资银行（AIIB）。尽管这些倡议仍在讨论之中，但事实上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做出的最大外交调整。
习近平的战略采取富有经验且渐进的方式进行——没有直接挑战目前现存的国际机构，正试图搭建新平台，以便北京能够施加影响力。
中国希望逐步建立平台，而不是实际挑衅。在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国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建议，包括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和亚洲基建投资银行。
尽管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但日本控制着亚洲开发银行（ADB）。日本的投票比例是中国的两倍多，且银行行长一直是日本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不合理的情况。即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赋予中国更大话语权的改革也是一拖再拖。作为回应，中国的新战略是试图建立新机构和平台，以便中国扮演在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不能扮演的角色。
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加强某些机构，包括金砖五国（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信会议（CICA）。即使中国不能控制这3个机构，但中国正试图扩大在这3个机构中的领导力。
一带一路：中国的“转向亚洲”
在表面上，“一带一路”只是该区域影响长远的经济发展计划，聚焦加强贸易、基建和连通性，其实这一倡议的真正目的也涉及安全问题。中国正利用这个倡议加强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国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邻国也希望这一倡议能够弥合自身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因领海争端，中国与邻国口角不断。
另外，中国也希望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友好往来。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这使中国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其二，这也涉及到中国与穆斯林居民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新疆的一部分分裂分子与西亚国家存在联系。北京希望获得中亚与西亚国家政府的支持与合作，以更有利于解决安全挑战。
“一带一路”也被视为是对美国“转向亚洲”政策的第一个官方回应。事实上，“一带一路”是中国自己的“转向亚洲”战略。北京使用掩盖真实意图的倡议，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与挑战。
北京的做法非常聪明，利用丝绸之路（Silk Road）的历史符号，降低地缘政治含义中的敏感性。中国政府也没有赞同“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China’s Marshall Plan）的说法。
通过出口技术，以及与邻国加强经济贸易关系，中国同样希望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大的市场。这一倡议将加强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之间的交通和一体化，也使中国的邻国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和资本。最终，这会帮助中国获得在该区域的领导权，使中国更好的平衡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
从“搭便车”到“提供顺风车”
2014年8月，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在接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采访时称，中国在过去30年“搭便车”，指责中国没有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长时间以来，北京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参与者和跟随者的角色，而并非是一个积极的领导人、发起者和公共利益的提供者。然而，利用新的倡议，中国显然正在转而扮演一个更积极的领导角色。对北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大改变。
作为对奥巴马的回应，习近平已公开表示，通过中国提出的地区发展新倡议，中国欢迎邻国“搭便车”。这一态度转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不管中国投资计划背后存在何种特殊的战略动机，国际社会都应该欢迎崛起的中国承担更多全球责任和领导力。
现在预测中国新倡议的成功还为时尚早，这还将取决于中国邻国的反映。北京也还面临众多有待清除的障碍。也有可能中国的邻国欢迎大量涌入的中国资金和资源，但不会给予中国所期望的回报：更大的影响力和更紧密的政治安全合作。中国是否能够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推动新倡议的能力，即说服邻国以中国视角看世界的能力。亚洲一体化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修建的铁路、高速路和管道，而是依靠亚洲国家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价值观。
另外，新的领导角色对北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做跟随者比做领导者更容易。领导能力建立在政策研究能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和软实力的基础上。中国获得领导能力需要提升政策决策能力、加强政策研究和智库建设。做一个准备欠佳的领导者风险巨大。最终，硬实力的扩大也将依赖软实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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