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坛再有异常。北京时间2月8日，山东省4地市“一把手”同时调整，动作之大被视为罕见。尤其是被称为“山东最年轻市长”的枣庄市委原书记陈伟被指与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关系密切，陈在被免后“失联”，让舆论有了一种“令计划案又一波”的猜忌。此外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背后是否也意味着将有大批官员落马，山东会否像山西、江西、四川、广东那样面临“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在十八大后从证监会赶赴山东的郭树清，对山东政坛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山东变阵”幕后，会否让这个频出高官的中国政坛高地“沦陷”？
人事调整背后 山东山西大不同
此次山东省委通报的人事调整中，分别包括山东省民政厅厅长王浩接替周清利担任淄博市委书记，日照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同道接替陈伟担任枣庄市委书记；聊城市委书记林峰海接替张少军担任临沂市委书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徐景颜接替林峰海担任聊城市委书记。
原山东枣庄书记陈伟
在这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就是原枣庄市委书记陈伟的“特殊”。与他的几名同僚不同，陈伟在1月份被免职后已经悄然离开枣庄，连枣庄市委工作人员都不知其去向。据媒体报道，现年49岁的陈伟，是一名“65”后正厅级官员，他曾接连创造多个山东省内官员升迁纪录，包括36岁成为“最年轻正厅级官员”、40岁成为当时的“最年轻市长”。作为国家引进的海归双博士，其由日企部门主管空降山东威海，不到两年实现正处到正厅的三级跳，更是常人无法企及。但是这在庞大的中国政坛也并不能为他升迁提供足够的资本。真正让媒体关注的是，有知情人消息称陈伟与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关系密切。媒体报道称，“陈伟仕途所经威海、枣庄两地，均曾是令计划妻子谷丽萍一家生活过的地方。1957年出生的谷丽萍籍贯即是山东威海。一位枣庄商界知情人士称，谷丽萍近年来常回枣庄游玩，都由陈伟负责接待。陈伟入主山东团省委后，谷丽萍曾任总干事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在山东落地，近年来不断扩张。山东也是至今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地级市YBC创业办公室全覆盖的省份。2014年初，全国YBC2013年度工作会议选择在枣庄台儿庄古城召开。”正是因为这一段报道，使得外界猜测陈伟的被免职是否是令计划案的后续，是中共在“洗牌”令计划党羽中的又一步。
但是将陈伟一事以及四官员同时调任，看做如山西、江西官场那种“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显然是有失公允。2014年的山西官场，上至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和原中宣部副部长、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下至多位县市长在内的30多人大代表，山西官场多名高官被查，省委书记袁纯清都不得不“败走麦城”，对身在其中的诸多官员来说可谓气氛肃杀。最终刘云山都出席书记换届领导干部大会，强调“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山西帮没落也成为2014年政坛热词。山西不是个例，江西、广东都接连出现这种大规模人事变动，引起连锁反应，因此舆论通常认为出现集体人事变动的地区是该地将面临反腐风暴的迹象。但是山东此次换人有明显不同。除了陈伟外，其余被接替的三人，周清利1954出生,年龄到线，应是退居二线。林峰海则是从聊城赴临沂，而原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也应是年龄到线，退居二线，赴青岛任市政协党组书记。因此整个变化只能说是一种轮转，年龄到线的正常接替。
实际这并非山东官场近年首次出现大规模人事变动。尤其是十八大后郭树清赴任山东省省长之后，要求每个市都要配一个懂金融的副市长、从中央金融机构抽调30名干部到山东挂职的消息,成为各大机构,尤其是一行三会最热门的话题。其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发出的挂职通知,报名者众多。例如山东证监局新业务监管处处长邵珠东挂职担任淄博市副市长；原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高级策略规划经理沈继奔被任命为临沂副市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港澳台处处长樊来法被任命为威海市副市长；8月22日,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期货业数据中心)数据服务部总监冯艺东被任命为聊城市副市长；原证监会发行部综合处处长张望军被任命为潍坊市副市长；原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处长董文媛被任命为日照市副市长；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处长庞魁霞挂职担任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阮健弘挂职担任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中国工商银行山东分行营销专家刘光海,挂职担任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曾被视为郭树清的“金改”主力军。
本土官员占绝对主导地位
此外四名地市级一把手换将背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继任者都是山东本土官员。不仅都是山东籍，甚至四人的仕途经历也都在本省内进行。这在异地调任成大趋势的政治环境中实为特殊。此前舆论就将官员异地调任当做十八大后官场新常态，例如现任29位省级组织部长中，除了青海等4个省份外，其他25个省份的组织部长均来自外省或中央调任。
正如多维新闻在此前对于山东政坛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山东干部镇守四方”早已成为了中共政坛公开的秘密。在中共历史上历次军事、政治运动中，山东人南下北上西进，触角遍及大江南北、关内关外，方有今天的格局。然而细观之下，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无论山东籍出身抑或仕途辗转于山东的高官绝少有叱咤风云，乃至直上天庭者（吴官正、李建国等少数人为特例），反倒作为构建“省部级高官”的中坚力量而被周知。仕途晋升遭遇“天花板”，与经孔孟之乡思想渲染的官场文化不无关系，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山东官员的决策能力相比执行能力稍逊一筹的特征。
较之高调喧嚣的重庆广东，以及事事争做试水前沿的江浙沪，山东政坛总以一种沉稳、平静、不瘟不火的姿态充当着中央的稳固阵地，历来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忠诚，加之革命老区的历史地位，因而每每被外界冠以“中央最后的保皇派”的封号，背后的含义即中共如果真的面临执政危机，那山东也将是最后的一个对中共中央“效忠”的地方。“政治先行”的官场风气同样使得山东赢得了中央最大程度的肯定。资料显示，在历届各省区领导班子中，唯山东独树一帜，本省籍官员牢牢把控本地党政大权，而在其他省区这几乎是不被允许的。由此也看出山东之地位特殊，中共高层对其“忠诚度”的信任。
山东之于中共的意义已成共识。而中共当局也对其亦信任有加，甚至罕见地允许地山东官员“盘踞”本地政权。政坛“双头”皆为本省籍官员，省委常委也基本就是一支“全鲁班”，此现象可以说在中共政坛中绝无仅有。公开资料显示，除现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外，包括省委书记姜异康与省长姜大明在内的14名省委常委，籍贯都在山东。由此可见，从省委常委到地市级官员，山东官员不仅主导着本省的政治主导权，而且大批量的向外输出。2015年，山东能否通过人事调动，让一大批“敢为”官员上位，实现山东“金改”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值得观察。 (王雅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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