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红色后代涉足政坛、商界一事，外界大多持批评的态度，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于包括温家宝家族隐秘财富在内的报道，更是勾连起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庞大群体的关注。实际上，对于这个群体不必过度解读。从根源出发，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共元老陈云“守江山”思想的作用延续至今，并非现届政府所望。并且根据多维新闻的数据统计，随着政权的交替，红色权利也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稀释。中共的第五个现代化也会成为助力，慢慢扭转这一局面。
日前，金融巨鳄安邦集团与民生银行的股权之争堪称是一幕年度大戏，使得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与中共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这对商业搭档被晒到公众面前。多方观点认为安邦的快速扩张与其“红色背景”不无关系。这也是继温家宝“家族财富故事”后，第二个引发舆论狂潮的案例。多年以来，中国民间和网络舆论对官场官员的整体印象评价并不乐观，对红色权贵后代们同样如此，甚至可能还有过之。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高高在上又十分神秘的群体，是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很容易引起过度的关注和猜测。
确实，在此类事件中，红二代、太子党、权贵集团、民营企业等各路势力令人眼花缭乱，矛盾缠绕交织的政治背景更耐人寻味。在中共引领中国前行的路上，“红后”们真的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威胁吗？追本溯源，毛泽东早年曾在党内提出了“接班人”的概念。在文革早期，在很多高级干部当中普遍理解就是干部子弟接班。文革后陈云、邓小平也赞成恢复所谓的干部子弟接班的这套设想。此后，中共一直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安排他们自己的子弟接替重要的位置，给他们培养的机会，希望让这些子弟将来能够在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掌握更重要的权力。也就是陈云所说：“把权力交到自己的子弟手里去，这样才放心。”
此后，中共也沿用了这一“守江山”的想法，他们将自己相信的精神承传给下一代，确保父辈打造的红色江山不会“变颜色”。这也是如今在政商各界均有“红后”存在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同时，在经济上已经出现的权力参与市场经济的利益化追求，以及中国几千年来的权力化、官本位的深刻影响：只有做官才是正途等，都可以作为考量的因素之一。“把权利交给自己人”这一概念也很直观地向外界展示了它的弊端。当时坊间曾有一个传闻称，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正式成为官方政策。文件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这一传闻的真假性现在无从考究。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即中共原政法委副书记陈伟达之子，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被外界评价为“红二代贪官代表”的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政商军各界中带有红色标签的佼佼者早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陈同海因其职务消费一度高达每天4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以上，以至于案发后，国企央企成为民众与媒体围剿的对象。实际上，中共作为执政党，舆论层面就饱受“一党专政导致腐败”一言的压制。这类中共权贵家族暴富的案例，更是严重侵蚀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抹黑中共的整体形象，是中共意识到应整治的症结所在，也为此作出过政策上的调整。例如，央企“一把手”行政级别的存在，使得在现实管理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无法理顺的管理现象，比如副部级的国家能源局要监管的企业不少和它平级。这其中的“体内循环”与“用自己人”的思路有这异曲同工之处。
早在2012年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称：“很多时候，央企高管高薪金饭碗，被当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龄偏大、提拔无望官员的肥缺，成了攒养老钱、享享清福的待遇。甚至有网友戏称‘当不了省长就给你个行长，当不了大部长送你个董事长，年薪动辄数百万元，凭谁冲钱都想干’。”事实上，关于取消国企行政级别的规定，2000年9月已经出台，中共原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其中明确规定，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套规范的推进缓慢，迄今只有部分地方实行，中共的整治决心与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另一方面，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其背后的权力也随着前几代领导人的逝世、退居后台正逐渐消失。据多维新闻不完全数据统计，七大以来历届政治局委员人数为260人。可查证的这批人的子女后代中，约有60人从政：如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现任山西省长一职、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一职；41人从军：如原中共总后勤部长张宗荪之子张又侠，现任总装备部部长一职、原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现任中共总后勤部政委一职、原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现任中共国防大学政委一职；78人从商：如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其不仅担任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也是新天域资本等私募基金发起人，曾被传从中国平安不当获利、再则近日因卸任风波深陷舆论漩涡的江泽民之子江绵恒；60人从属教师等其他行业。由此可知，活跃于军政商三界的红色权贵后代们仅仅有179人左右。
而整个“红后”群体数量是庞大的，在2月3日的新春团拜会上，光是“红二代”一个团体，就聚齐了上千人的代表团，力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陈小鲁也曾表示，“所谓的红二代指的是文革以前局以上的干部的孩子，以前高干的标准是十三级以上，也就是师局长以上的干部，今天这些干部的总人数也不过是两万人，这些人如果每人有四个孩子的话，红二代的总人数也不过是四万人，这对人口十四亿的中国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力量。”同时，多数的红后们，已经淡化了从政的欲望，安于平民化，或者说由于世代演替的客观规律，多数的王谢堂前燕“家道中落”，不得不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数量上说，平民化的红后们更多。当然，从总体和比例上看，平民化的他们仍然比其他血统的平民们“混”得更好，率先进入小康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活跃于政商界的红色后代们也只是其中一少部分人，并不能代表平常人居多的整个红色群体。更何况其中也不乏有能力者者存在，如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作为红色后代，经历过正统的革命理想熏陶和自我认同，他们对对国家复兴的强烈情感、治国理政的强势作风、对不同声音的高压态势，或许也与其红后身份和特有经历有关。其中，习王扳倒周永康、徐才厚，刘源扳倒谷俊山相关的信息报道更是一直在舆论中回响不息。红色后代群体亦因之获益，形象有了加分。另外，习近平提出和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会大力消减外界对“‘红色权贵后代‘占据半壁江山”的恐惧，因为这个现代化的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回答了坚持改革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可以预知推行“第五个现代化”将真正使中国走出以往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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