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十八大后习王联手马不停蹄进行的反腐运动，主要对准的党政系统，是为第一战场，那么自2015年始，靶心将从党政全面转向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并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共执政基础是否稳固的国企央企，是为第二战场。在刚刚通报了针对国企央企的巡视情况后，王岐山又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大会上宣布，将对26家央企进行今年首轮专项巡视。而在此前落幕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也曾直接向中纪委安排下一步工作重点，“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由此可见，在是否围猎以及如何围猎“国家队”的问题上，习王二人已经达成了默契。
从第一战场到第二战场
为何会做此转移？一方面，第一战场的反腐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自十八大后，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先后入笼，拍落的苍蝇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周永康的落马，不仅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更是以其为轴心，将祸天下之朋党集团连续抄底掀翻。在此之前，外界还对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和勇气略感怀疑，毕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最初只是一句口号，笼子的钥匙掌握在谁手中，权力会否通过笼子的缝隙向外涌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待到执政满两年后，恐怕任谁也不得不对习王竖起大拇指。在此期间，反腐终点论、拐点论、反扑论等名目繁多的论调不断涌现，甚至不乏贪腐分子为求自保借由对外放风搅乱大局，却也只是徒劳无益的挣扎，最终未能阻挡住滚滚前进的反腐大潮。
另一方面，第二战场已经到了不得不开辟的地步。根据中纪委出示的问题清单，把控着中国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可谓百病缠身。比如企业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大行其道，“链条式腐败”成为共性问题；部分央企领导人员背靠企业这棵“大树”，通过子女、亲属或其他关系人大行关联交易，“靠山吃山”、“靠船吃船”，只要手里有权力、有资源，都可以通过花样百出的关联交易方式，实现利益输送；也有的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通过利益输送谋求个人升迁，选人用人问题突出，企业内部存在买官卖官、搞团团伙伙。此前，中纪委在“晒”中国海运集团、中石化和中国科协三个巡视点的问题“账单”时，还罕见地首次在通报中采用了“吃里扒外”和“损公肥私”等表述。足见问题之严重，形势之紧张。
官方公开的顽疾之外，国企根深蒂固的“病症”早已是众人皆知。身为红二代的任志强也曾公开拿国企开炮，“改革之前的30年已经证明，凡是国有企业就一定是失败的。改革之后的30年，为什么出现了一些国有企业情况不错呢？是因为另外一部分市场化的承接或对比之下显出了它拥有和垄断资源的优势。”因为是国有企业，大家就可以拼命地吃，喝，占，私有企业反而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浪费或者占有，不会做这些无效功。而第二战场反腐的关键，是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使其没有机会腐败，腐败了也得不偿失。
擒贼先擒王
认识到病症所在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接下来，在开辟第二战场的过程中，也是有主次之分。从时下巡视对象来看，习近平和王岐山遵循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套路。按照兵书上的记载，“催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具体来说 ，就是先将枪口对准业界“大佬”“翘楚”，形成一定的威慑，然后再各个击破，全面布控。
比如在能源领域，包含了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还加上了涉猎石油的中化集团；电力领域涵盖面则更广，既有核电三巨头，也有华电、神华、华能、国家电网、国电集团、南方电网、东方电气、大唐、电力投资，如果加上之前的三峡，电力领域被巡视的骨干央企将达到13家之多；在通信领域，联通、电信、移动一个都不能少；交通运输领域，则有南航、中船、中海运、中船重工、远洋；还可以加上汽车领域的一汽和东风，达到7家；矿产、钢铁方面，是中国最负盛名的五矿、宝钢和武钢；之后，还有建筑领域的中建、电科领域的中国电科、中国电子信息集团，以及机械装备领域的中国机械和中国通用技术。
单就巡视对象而言，国企、央企中的“大佬”已经是悉数在列，无一遗漏。这种“擒贼先擒王”的做法和策略，不仅容易让中央反腐动真格的决心和勇气广而告之，在民众层面获得认同感和支持率，而且对于“问题”官员也能形成极强的威慑。要知道，在周永康之前，很多人认定刑不会上常委，但是自周被彻底查办后，反腐不再有指标和上限，也再无任何规则可循。习近平最初喊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最终得以从单纯的口号变得名副其实。
国企反腐向何处去？
“射马”、“擒王”之余，习王也给公众留下了一个小悬念：国企反腐向何处去？毕竟，不管是接连拿下国企一把手，还是将问题清单铺展开来，都只是治标层面的。若要从根本上修复国企、央企的腐败“黑洞”，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就显得尤为必要，比如高度垄断、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管理混乱等。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新常态，或将成为解开这一悬念的关键线索。如习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提到，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此同时，新常态下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 ，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习近平围绕经济新常态的表述，至少包含两重深意。首先是发现问题。也即国企已然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护佑下百病丛生，患上了严重的“国企病”。有数据显示，2014年国企利润仅比上年增长3.4%，而负债超过66万亿元。尽管这与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有关，但更与国企改革滞后、腐败影响、缺乏活力等有关。其次是解决问题，这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翻天覆地的60项改革项目中已经有所体现。至于“三个敢于”，是为解决问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现已成为大型跨国集团的中信公司前董事长孔丹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国企在主客观上实际都成为了中共执政的基础。国企严重腐败如若得不到有效治理，对执政的中共来说也将是致命的威胁。
所以王岐山时下的大动作，显然是意识到了国企央企长期处于病态或是非常态对于中共政局存亡的负面影响。虽然从工作性质来看，第二战场的反腐比之于第一战场更能走出权斗论的怪圈，是以切实的经济问题治罪。但是抛开表层看底色，国企反腐比官场反腐更为艰难，因为其中参半了极其复杂的政商关系。因为在腐败分子的长期经营下，一些国企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私家领地，重大国企腐败案一旦案发，牵涉面甚广，往往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引发声势更为浩大的官场地震。何况，在开辟第二战场的过程中，当局还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来自各方的阻挠和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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