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客座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2月24日在美国《世界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腐败问题，包括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类似阶段，但腐败在其他国家没有被当做致命威胁，唯独在腐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的中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不来自于民主选举，而来自领导层的“贤能”。以下是文章编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如今横扫了中国职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都知道，腐败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自执掌国家开始，习近平就承认腐败威胁着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而他将与政府高层腐败做斗争。
过去中国领导人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担心，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警告，腐败“对党可能是致命的，甚至会导致党的崩溃和国家的衰亡”。他的前任江泽民则说，“腐败是党和国家肌体上的癌症。如果我们不管，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治权力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将失败。”
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对于腐败如此紧张。毕竟，对于其他发展中大国来说腐败也一样是问题，比如印度和印尼。而且，中国的腐败比其他地区的腐败对于经济的威胁更小。正如经济学家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的，印度的腐败是一种“传统的寻租行为”，人们争抢着以攫取业已存在的财富。而中国的腐败被巴格瓦蒂称为“利益共享式腐败”：中共在奶昔当中插上了一根吸管，所以“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要做出更多的奶昔”。
然而，印度和印尼的领导人并不担心整个政治体制会有崩溃的危险。同样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当时美国也同样深陷腐败之中。当然，腐败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并不被认为会撼动整个体制的核心。
毕竟，治理腐败的最好方式是发展经济。在某个阶段，国家人均GDP将达到一定水平，使得基本的、非腐败的经济活动就足以满足基本需求。在东亚，经验研究显示对腐败的控制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推进的。
在中国内部，如上海等较为富裕的地区的腐败程度就比内陆农村较为贫穷的地区要低。所以，为什么不就这样等上几十年，（假设经济发展状况乐观）等待中国成为一个富裕国家？
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现在如此担心腐败问题？反腐败运动的时间线与腐败问题的规模和可见程度相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腐败程度水涨船高，而它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政治精英的明显消耗而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国担忧的主要原因和它的政治体系有关。在一个民主体制当中，领导人从选举中获得合法性，而民众如果有所不满，他们可以在下一次选举当中更换国家领导人。如果下一轮领导者仍旧腐败，某种程度上民众就需要反思他们自己。民主体制当中的腐败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不民主。
而在中国，中国领导人以政治上的任人唯贤自傲，中国领导人是以出色的能力和品德而受到擢升的。这种任人唯贤的价值观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而研究显示，普通中国人预期他们的领导人是有品德的，这意味着统治者被认为将运用权力以服务政治社群、而不是服务他们自己。政治腐败程度越深，这种任人唯贤的政治系统就越没有说服力。
因此，如果领导人被视为腐败，这个体制就会缺少必要的合法性。中国领导人将腐败视为对整个政治体制的致命威胁，这没有错。腐败削弱的不仅是中共的合法性，还有建立一个由具有公德心的任人唯贤的政治体制的目标。
这种观点不仅是单纯的理论上的忧虑：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当中赢得大多数人的民心和支持，正是因为它被认为相对廉洁。从体制生存的角度，中国大陆的腐败水平已经接近了革命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腐败水平，这的确是值得警惕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大多数有关腐败的不满都指向底层官员，但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表明，高层的腐败对政治体制基础的威胁更为直接。外国媒体对于中国领导人家族成员所积聚的巨额财产的曝光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政府以关闭一些“不友好的”媒体网站作为对类似事件的回应，但这样的权宜之计所能做到的只是拖延最终清算的时间。
简而言之，很显然以任人唯贤标准获得选中的领导人对于清除腐败的热情远比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人更高，因为体制本身的生存依赖于此。
所以，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显然中共并不会走向选举制民主，但它可以利用其它的工具。纪律监察机构已经拥有了更为独立的权力，从而对地方官员的违规行为开展调查。腐败的高层官员被曝光和查处。公务员工资得到提高，政府也在尝试提高城市财政的透明性。不可避免的是，如果腐败被视为一种耻辱，那么腐败问题只能通过恢复对公务员的儒家教育来解决。
也就是说，仅有政府打击腐败的努力是不够的。法治必须获得实际推进，香港式的独立监督机构可以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媒体应当获得更多曝光腐败的自由，而政府需要表现出反腐运动不是由政治动机所驱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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