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党报官媒不遗余力详解习近平所提“四个全面”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刊文总结了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成为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的颠覆性错误，大多发生在宏观层面。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进行改革，犯一些小错误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层面，即使发生了一些小错误，也很难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只有在宏观层面出了问题，才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
具体来说，郑永年所提的十大“颠覆性错误”，刨除了军事、外交，涵盖了内政的各个方面。比如意识形态的回归；党权和政府权力的严重失衡；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不同利益难以调和；反腐败始终处于运动过程中，有效制度得不到确立；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颠覆性错误”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这是习近平十八大上任以来至少两次在国际场合谈论的话题。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一次是在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当地电视台《星期六新闻》节目独家专访时，且两次均与改革相关。第一次如是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第二次如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虽然两次高调提及，但是究竟何为习近平口中的颠覆性错误，却一直是个含煳不清的笼统概念。好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中共自执政以来就喊着的那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因为含煳不清，所以坊间揣测和推断开始井喷而出，依据便是提及“颠覆性错误”时的场合和前后语境。归结起来，各方说法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其一，颠覆性错误就是向左转，放弃改革开放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去；其二，颠覆性错误就是向右转，盲目冲向西方吆喝的方向，使改革列车跌下万丈悬崖；其三，当前是攻坚期和深水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此时出现大的问题，就可能前功尽弃，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其四，颠覆性错误就是像苏联一样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其五，颠覆性错误还包括国际问题，中国要妥善处理大国崛起中的问题。
而早在2014年，美国智库就曾以“十大挑战”警告反腐和改革正酣的习近平。包括经济改革、培养创新、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反腐、政治和法律改革、推进城市化、改善环境、建立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国际软实力、提高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以及处理外交关系。不过美智库在提出此十大挑战时，恰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预言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全篇充斥着的消极情绪，比如借由严峻挑战来说明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到达了“临界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收益正在减少，改革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适用，如果做不出根本的改变，中国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将会停滞。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注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作为传统的世界大国，中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是习近平的底线，也是重重危机感的根源所在。但这好比是一把双刃剑，为了保证不犯颠覆性错误，故而决定了未来十年不会有颠覆性的大动作，所谓一切为了稳定，一切也依靠稳定。在此前提下，中国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能否“不经历风雨就看见彩虹”，“不付出流血的代价就成功成仁”，一切留待意欲“十指弹琴”的习近平告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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