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随着郭伯雄之子郭正钢被查的消息披露，郭伯雄儿媳吴芳芳“集资12亿（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数千人要债无门”的传闻在互联网上疯传。而不久前，中共官方在通报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中更是罕见出现“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字样，不仅引发外界对官员家属（妻子）在贪腐中扮演的角色的关注，更延展到对女性在贪腐中的作用的关注。擅权干政、权色交易、以色谋权……妻子、情妇以及女官员，这些不同的女性角色，在中共的反腐风暴中被不断曝光，也不断引发人们对女性与腐败之间关系的思考。
“美女西施杨贵妃，昭君出塞貂禅美。倾国倾城佳人貌，谁知红颜乃祸水。”商纣王暴虐，是因为身旁有个妲己；周幽王亡国，是因为宠爱褒姒，唐朝的安史之乱，源于杨玉环“回眸一下百媚生”……中国历史上，总是惯于把贻误国家的过错转移并强加给女性，就如今天中共官场反腐中流行的“不怕纪委瞪眼，就怕小三翻脸”，女色被视为一切祸患的事端，男性本身以及政治制度漏洞在贪腐中的主要责任却被忽略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有句名言：“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酒色财气，只要有不羁的权力壮胆，总能给公众带来瞠目结舌的演绎。2013年8月，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妻子谷开来因为毒杀英国商人而被判死缓一年后，在法庭上公然承认自己有情妇，官方的说法是其“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这些“女性”到底是谁，也许将永远成为不解之谜。2013年1月初，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因其情妇常艳将他们二人的事件公之于网络而遭撤职；2012年底至2013年初，媒体人罗昌平通过刘铁男情妇徐丽提供的材料，终于让这位刚入职不久的发改委副主任落马……其后，从因“不雅视频”落马的雷政富，到事起“离婚承诺书”的单增德，再到被女主播举报的国家档案局原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悦……直到近期被官方公布调查结果的副国级官员苏荣，以及刚刚曝光的郭伯雄儿媳吴芳芳，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中，贪官与女人无疑成为热点话题。而与薄熙来、周永康甚至徐才厚牵扯不清的汤灿，更是被称为“军中妖姬”。
“自古贪官多好色”，这个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定律，在今天中共官场的腐败圈中继续盛行。执掌权力的官员呼风唤雨，美色女人趋之若鹜。有媒体称，贪财与好色两者互为因果，是官员腐化堕落的一大原因。《新京报》2月9日报道，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宋林被查的导火索，是其“情妇”杨丽娟被指在境内外拥有十亿元以上的资产，在苏州、常州、上海、香港等地拥有大量别墅等高档房产。宋林目前尚未受到审判，而已经审判的多起贪腐案中，都可见情妇积极参与的身影。曾被称为“京城第一贪”的门头沟原副区长闫永喜就是和情妇毛旭东一起站上审判席的。闫永喜涉案金额共计4,200余万元，据说其中3,600余万与毛旭东有关。原中石化集团总经理陈同海、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的共同情妇李薇，就借助陈同海与杜世成的双重权力，染指各种大工程，与两个情夫“共同致富”……
有媒体盘点中纪委网站从2012年底至2014年9月5日的通报信息发现，中国大陆已有241名不同级别落马官员中，有48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占比近两成。2013年年初，发布非官方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的人大一位主任称，“据查，约95%的官员拥有情妇”。在给有权或有钱的男人投怀送抱当上情妇的时候，现在的年轻女性在腐败的生态链条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们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她们的包养者的腐败事业中去。
这些依附于贪腐官员，大肆借权牟利，“以色侍权”，成为官员编外枕边人；进而“狐假虎威”，借用官员权力牟利；一旦反目成仇，情人则成“反腐‘先锋’”。“红颜非祸水，贱妾亦可惜，千忧惹是非，皆因尘俗起”。这样的“编外枕边人”、权力掮客、“反腐‘先锋’”，从人性角度来说，不过是权钱交易的另一种形式，是女性将身体和情感作为换取利益的筹码，但是当“情妇反腐”成为一种现象，特别是官场现象，则说明了政治制度的存在着巨大漏洞。
红颜是否真祸水
中国自古就有“红颜祸水”的说法。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共反腐，由于很多官员落马跟包养情妇有关，导致很多人以此印证“红颜祸水”的观点。但官员情色丑闻并非中国独有，实际上，不论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都存在着“官场桃色现象”。国外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的莱温斯基事件，曾给克林顿的政治生涯带来巨大危机。然而同样是陷入性丑闻，但似乎殊途却不同归。在一些国家，官员情色丑闻往往与贪腐无甚关联。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至2012年，美国共有58位主要政治人物（多为国会成员或联邦高官）染上情色丑闻，然而绝大多数属于“绯闻”或“私人问题”，并不牵涉贪腐等其他问题。
但是中国官员偷情往往都伴随着“财色交易”“权色交易”，用网友的话说，“色官必贪”“腐官必色”几成定律。广东省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邱伙胜被控受贿出庭受审时，曾哭诉自己索贿全是情妇逼迫，上演一曲苦情闹剧。曾有媒体评论，情妇作为中共官场吏治的话题，基本涉及的是腐败问题，更准确地说，涉及的是经济犯罪，政治体制等问题。这并非红颜祸水、道德败坏或“贪欲膨胀铤而走险”可一言以蔽之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不过，这世上还是有公道的，罗隐的“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有事谁？”也算是说了句公道话。
当权力没有约束时，通常是会让当权者膨胀的，这种膨胀在私生活方面的反映，就是有情妇的适时出现，它暴露出权力监管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漏洞。这一点，媒体人胡舒立在其《中国十年之真问题》一书也提到，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腐败的发生不可能不与制度安排相关。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曾表示，一些“官员养情妇”的现象在当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却经常得不到有效查处。这说明腐败文化变得越来越强势，而廉政文化建设没有深入人心，还是得解决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权力的运行没法做到真正公开透明的问题。令人们欣慰的是，随着中国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官员“私生活”已经再次被中央纳入整个反腐体系。在治理官员生活作风问题上，多地也出台了一些措施。中共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近期（2月25日）中共官媒首次定义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其中包括“全面从严治党”，无不表明，中共将补上前30多年开个开放中，落后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短板，启动社会尤其是官场的法治和道德双重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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