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江泽民就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

　　新年伊始，江泽民一家三代即高调游览海南东山岭，临走江还言犹未尽地大声说“江泽民到此，不虚此行”；1月6日，江泽民大儿子江绵恒突然“被宣布”“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

长”（离他65岁的正常退休年龄还差1年零3个月）。另一方面，继习近平1月14日在中纪委五次会议上称“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败绝不封顶设限，中国反腐败斗争将在2015年进入关键期和深水区”后，1月15日《人民日报》又以《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绝不设限》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一时之间，“铁帽子王”江泽民是朝不保夕还是“东山再起”的争论在网上甚嚣尘上，更成为中国民众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笔者认为：“铁帽子王”也可以指曾庆红、李鹏。习王此举只为敲山震虎，目的是收拾以江绵恒为代表的“官二代”。习王不会动江泽民，至少在江生前不会动。这不仅因为习是由江间接扶上台的，江不会直接威胁习政权；也因为江曾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且已到了来日无多、可以盖棺论定的人生收尾阶段。大张旗鼓地收拾江，只会“动摇国本”、激起政变。

　　近几年来，江泽民“是否仍健在”一事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和中国民众关注的热点。一有点风吹草动，媒体不待进一步核实就抢先报道，以致江泽民已经几次“被逝世”。一旦江泽民逝世的报道传出，中国各地马上有民众燃放鞭炮庆祝，这种只有四人帮倒台时才会出现的“盛况”，使江泽民超越了李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被中国民众反感的最高层领导人。

　　一般民众不喜欢江泽民，是因为江泽民喜欢做秀和不时引吭高歌、当众斥责香港女记者的那段丢尽中国人脸的视频、在外国国宴上当众掏出梳子梳头、与宋祖英的“绯闻”等；民众更质疑江的大儿子江绵恒有何德何能，居然能在短短十几年间打造出超级“电信王国”。不过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十三年间的最高领导人和其后十几年间的“太上领导人”，评价江泽民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功过，远比评价他的私德、个人素质和亲属腐败更为重要。

　　被钦点的唯诺平庸之辈

　　江泽民是89年六四事件后被匆匆钦点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江“临危受命”荣登大位，不是因为他能力超群，而是因为他唯诺平庸。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最终没有挑选较右的乔石或更左的李鹏担任赵紫阳之后的中共新总书记，是六四之后中国这艘巨轮既不能继续右转、也不能向左急转弯，否则“八老”连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极可能统统被甩出轮外。江泽民当时在中共高层中既没影响力也没人脉，他只能唯唯诺诺地按照“八老”---邓太上皇和其他七大“顾命大臣”的指令，替他们把舵中国这艘巨轮。

　　功劳 · 苦劳 · 疲劳，谁人能予评说？

　　江泽民当政初期是中国政局最不稳定的时期。六四后中国遭到了举世谴责和制裁，处境艰难。其后又经历了96年台海危机；97年邓小平去世和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镇压法轮功等多件大事。

　　江泽民当政期间，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把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西部几个中亚国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关系基本稳定下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也日益频繁。江泽民当政期间还确立了“东盟十加一”的合作模式，为日后促进和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贸关系打下了基础，否则今日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南海主权之争将更为艰难。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和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中共党媒还吹捧江泽民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至于不少人说江泽民99年签署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是卖国条约，笔者认为：江泽民做的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正式承认。99年时即使毛邓在世，即使当时的俄罗斯很虚弱，也无法改变当时中俄的边界。一言以蔽之，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江泽民时代是“辉煌的时代”。

　　可惜江泽民既不是一些重大政绩的原创者，也不是这些政绩的推动者或执行者：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都是在邓小平、赵紫阳时代就谈成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远在毛时代即在酝酿；毛邓都提出过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只不过那时中国的国力难以实施。江泽民时代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而加入WTO和成功申办奥运更是在无数国人的长期艰苦努力下完成的，功劳不能全算到江泽民一人头上。一言以蔽之，尽管中国官媒拼命往江的脸上贴金，却难掩江只是命好运好、顺手摘了几个大桃子的铁一般事实。

　　至于说江泽民“继续高举改革大旗，走开放之路，领导中国经济大发展”，也是溢美之词。毛死后人心无不思变。四人帮以外不论谁当权，都知道毛的那套在中国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即使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最高当权者也会采取不同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况且邓小平作为中共的“镇国之宝”，直到97年才去世，江只需也只能“邓规江随”，江敢偏离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吗？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不锁国、不内乱、不和西方搞对抗、放开手脚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在邓氏基本国策的保障下，西方资本无孔不入地追求利润的本性和打入中国这个超级市场的强烈欲望，得以与中国人吃苦耐劳、聪明勤奋等优良品性完美地结合，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阻挡。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发展都证明了：只要政治不干预经济、放开手脚走市场经济之路，大中华区发展经济的能力丝毫不亚于西方先进国家。另外还须指出的是：江泽民时代中国的经济都是“经济沙皇”朱镕基在管，江没有多过问经济问题。一言以蔽之，那时的中国只要有个虚位以待、什么都不管的皇帝/元首，经济也能较高速较顺利地发展。

　　然而，江当政时最需要注意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均和防止腐败泛滥这两大问题，他却基本上什么也没做。有坊间民谣道—“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江泽民的干部国库掏空。”有人为此替江辩护说：“人们不由分说地将整个中国过渡时期的成长阵痛推给了江泽民”，这辩护是苍白的、不能成立的。古往今来，“在其位谋其政”是最高当政者最基本的道义和责任。如果江泽民当初像习近平这样大刀阔斧地而不只是为了削藩或清除异己而反腐（当然习的反腐也有清除异己的目的），中国现在绝不会贪腐遍地，所以江的历史功绩充其量只能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结党营私，腐败泛滥

　　江泽民在任期间的最大“政绩”是结党营私。江退下后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选出”的两组九大常委中，分别有七人和五人是江的亲信或准亲信，这种“一边倒”的组织架构即使在毛邓时代也不曾出现；江泽民任人唯亲，提拔干部毫无组织原则。如江系贾庆林和贾妻林幼芳都卷入了福建远华案，贾在江的授意下与林离婚，其后贾毫无悬念地步步高升，直至政治局常委。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贪污腐败，是在江泽民时代开始“风起云涌”的。江在位期间任由特权和贪污腐败泛滥，习王近两年间打下的众多“大老虎”，无一不崛起于江泽民时代，大多是由江一手提拔的亲信。江的大儿子江绵恒是特权在中国的最佳“典范”，江斥责香港记者时说的名言“闷声发大财”，发财最多最大的是江的子孙。有人将中国腐败的源头归咎于邓小平，其实邓早就不具体管事了，邓充其量只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式纵容了家族和高层较小范围内的腐败。

　　所以，不彻底清除江泽民留下的周永康、徐才厚一类图谋政变的贪官污吏，不彻底清算江泽民在中国留下的大量政治负资产，中国无法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很可能回到以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模式为代表的后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国被薄周徐一类人掌控，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出现反复，江泽民就应被千夫所指，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罪人。

　　“暮登天子堂”者的一大特点

　　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如江泽民一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多有一大特点：特别恋权。因为从基层按正常程序逐级被提拔至最高位者，已深刻领略到政治的残酷与变幻莫测、“高处不胜寒”；从小长在深宫、耳濡目染见惯最高权力运作者，多会觉得手握最高权力也不过如此。这两类掌握最高权力者通常不会特别恋权。

　　媒体最近披露：1月14日去世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曾于2002年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第四次会议上突然发难，提出一份由主席团20名军人成员联署的形同军事政变的“特别动议”，最终迫使与会者同意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这是中共党史上相当丑陋的一幕、一个相当坏的示范，足以使江泽民遗臭百年。

　　江泽民下台后仍然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长期保留江泽民办公室。江退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党内文件、通报及中共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报的报道中，仍把江泽民的名字列在首位。有关党政方面的重大决策文件、所有中央常委会决议文件都要送一份给江办，江看过后在某些文件上批阅后再送回常委会。胡锦涛时代由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几大常委各自把持一方，胡锦涛被架空，江泽民得以“垂帘听政”。江泽民当了十三年党的总书记还嫌不过瘾，又当了十年胡锦涛头上的“太上总书记”，换任何人在胡的位子上也难有大的作为。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十年后连胡锦涛都裸退了，江泽民却还在继续干政，硬把亲信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塞给习近平，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为连邓小平都没有隔代指定常委人选。江恋权到了令人发指、神人共愤的地步。

　　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李登辉

　　如果做纵向类比，江泽民与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很相似。二者的前任都是突然被赶下台的改革派；二者都是一朝黄袍加身、最高权力到手相对容易；二者都很平庸，都因看到了前任的下场而抱残守缺、不思改革；二者都力图在前朝政治强人的阴影下，树立新的个人崇拜；巩固权力后，二者都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99年江泽民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完全不理会朱镕基、李瑞环等其他常委的不同意见。当年勃烈日涅夫也不顾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反对，执意出兵阿富汗。阿富汗战争的彻底失败成为前苏联解体的一大因素。

　　如果做横向类比，邓小平挑选了江泽民，如同蒋经国挑选了李登辉。李登辉是国民党“党国江山”的第一掘墓人，历史将证明江泽民是撬动共产党“红色江山”根基的第一罪人。蒋经国是看走了眼，邓小平当时心里只想到“稳定压倒一切”，接班人的人品、能力都是次要的。如果邓小平当年挑选了乔石、蒋经国当年挑选了其他人如宋楚瑜，如今的中国和台湾肯定会是一番更好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