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政治浸染中共：江泽民的政治负遗产

　　尽管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气氛中，团团伙伙或者朋党正在被反腐风暴席卷。不过坦白讲，上海政坛势力的确在近二十年的时期内成为左右中国政坛的决定力量，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出身上海的一批官员，更是将一种根深蒂固的上海特色的“码头文化”和“帮会政治”发挥到一个顶峰，江主政上海时期的嫡系等都在这一时期权势煊赫。

　　上海带给中共和中国政坛的文化曾在中国政治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上海人的务实性格、实惠哲学等，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精明的上海人也把他们在近代史上逐步形成的码头政治文化也带进行了中共政坛。码头文化的核心就是帮会，套用中共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帮派、圈子或山头。在如今的年代，腐朽的码头政治文化违背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江泽民当权的任中与任后，上海的官员甚至可以毫无门槛地进入中共核心政治圈，只因为他们贴着“上海”的标签。江泽民退位后依然保持了对中共政坛的干预或者说强大影响力，外界普遍认为他通过其亲信与代言人牢牢地掌控着中国的政治走向。不管江泽民愿不愿意看到，因为他的“存在”，的确让上海的码头政治再一次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这对江泽民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上海滩的求生之道

　　上海，这个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间地段、长江航运通道终点的国际化大都会，其崛起之路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1842年鸦片战争后期，英军攻占上海，然后沿长江西进，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切断清朝政府来自南方的财源，迫使道光皇帝同意谈判。《南京条约》迫使上海大门洞开。尽管在此之前，上海已然在元明清设立市舶司或者海关，“人物之盛、财赋之多，盖可当江北数郡，蔚然为东南名邑。”但毕竟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闭关锁国状态下难有长足发展。

　　1843年11月17日，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到任，标志上海正式开埠。英国侨民也被允许前往居住、经商（后10多个国家获此权利）。传教士、西方反犹运动受害者、商人甚至雇佣兵、逃犯……一时之间，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辐辏之地，华洋交错之处。晚清至民国时局动荡，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太平天国虽三攻上海而不克，反为美国人华尔筹组的洋枪队所阻击，梁启超以《时务报》为阵地鼓噪维新变法，民国初创国民党改组领袖宋教仁殒命上海老火车站，1921年中共草创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蒋介石发动1927年政变围捕中共，向忠发叛变后中共特科与国民党情报系统暗战，上海“孤岛”沦陷日军手中后更汪精卫势力、日军势力的渗入……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锋从未停息。

　　更为重要的是乱世下的上海真正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在一个鱼龙混杂、弱肉强食的时代，上海民间社会的帮派文化达到巅峰，“拜码头”俨然成为安身立命的根基。“瓶中太满水须走，青叶红花白莲藕”，即是指反对满清的帮会有青帮、洪门、白莲教三大主力。其中青帮乃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海运兴起漕运没落后大批涌入上海，从事各种行业。加之上海的特殊性，租界和革命党经常需要借助清帮的力量。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上海时期，戴笠也需要利用青帮做情报工作。因此，青帮的势力愈加强大。上海名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号称“上海三大亨”，以勾结洋人充当买办，垄断租界烟土生意等壮大；而同盟会的陈其美、中共的汪寿华皆是青帮人士，蒋介石更是拜黄金荣为师，动用青帮力量镇压中共。

　　可见，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上海之民间秘密结社甚至联姻洋人、军阀等政治势力，上海滩的帮派文化影响之大、根基之深厚，早已浸入上海社会的骨髓，而且辐射江浙等周边。

　　六四前后政治风云变幻，先是以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强硬平息上海学运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蒙杨尚昆“特召”面授机宜。彼时，邓小平痛失第二位亲自选择的接班人赵紫阳，有资料显示，江泽民蒙左派元老陈云、李先念力挺终于入主中央。尽管在此之前，曾任上海市第一书记、市长的柯庆施曾在20世纪50、60年代跻身国务院副总理，“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任上海市委常委、王洪文也曾经由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位，上海之政治地位一度气势大盛。但改革开放之后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一日千里之下上海相形见绌。直到江泽民入主中央，上海政坛势力才重新如日中天，纷纷跻身要津，成为左右中共政局二十年的决定性力量。

　　江泽民在接手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之后，安排了主政上海时期的副手朱镕基为央行行长。虽然朱镕基和江泽民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但他之后还是成为国务院总理。另一位被称为“江派”二号人物的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办公厅是中共的行政中枢，曾在这个职位上进一步提升江的影响，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直到邓小平作出“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决定，江泽民的政治权力得以进一步强化。另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书记，并最终成为胡温时期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党内排名高于温家宝。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黄菊此后担任国务副总理，但不久后病逝。朱镕基、曾庆红、吴邦国、黄菊，以及2014年逝世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等被委以重任，加之遍布各地与江密切的政坛势力，所谓的“上海帮”便如此开始显现。

　　始作俑者遗患无穷

　　尽管通货膨胀、国企职工下岗、贪腐愈演愈烈，但不可否认，江泽民执政时期的中国不仅在六四后稳定了阵脚，也基本沿袭邓小平路线推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江泽民在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六四封锁，“韬光养晦”处理中美等外交交恶等问题上，亦有可圈可点之处，需要客观评价。

　　诚然如此，正如上文所言，以江泽民为中心，实际上形成了极为引人注目的政坛圈子。所谓“上海帮”称谓不管有无实际，它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有人说，江泽民将“内举不避亲”的勉励当成了理所应当，其遗毒祸延“三朝”。

　　其一，且勿论江泽民的用人圈子良莠不齐，单是大搞派系山头的“小圈子政治”，便犯了中共用人讲究“五湖四海”以及禁止拉帮结伙的大忌，也为之后中共官场恶化、“见人看东家，只知有靠山不知党国”开了一条极其恶劣的先例。

　　聚集在江泽民周围的的确不乏出类拔萃之人，即如“以抬着棺材”反腐著称的铁血宰相朱镕基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敬仰感佩。但是，以亲疏远近掌握陟罚臧否乃至生杀予夺大权，大搞封建门荫、人身依附，让中共这一革命色彩浓厚的执政党成为渐染江湖习气的帮会组织。

　　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十八大习王反腐，山头主义、结党营私成为一干大老虎的最鲜明罪状之一。即如薄熙来以元老后裔睥睨天下，以王立军等为亲信家将不说，更传出与周永康密谋，并试图以其父薄一波家底14集团军要挟中央之嫌疑。3月18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公开以“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将传闻已久的薄熙来、周永康密谋政变重罪“坐实”。而周永康本身更自不待言，从石油帮到四川帮、秘书帮、政法系，四川涉黑团伙刘汉兄弟亦被网罗其中。即如胡锦涛的“御前内侍”令计划也私下以山西籍贯网罗亲贵，编织关系网，背后“新西山会”终现真身。加之或隐或现的地方本土势力，以及更为讲求派系出身的军队（东北军、西北军等），可以说，朝野内外渐染朋党色彩、帮派意识者俯拾即是，始作俑者其上海的码头政治文化乎？

　　其二，也正是由于前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各路官员大显神通“削尖脑袋”攀附上海帮，而很多德才兼备者则报效无门，放逐朝野而郁郁不得志。当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此告诫却一语成谶，在江时代乃至胡时期应验。

　　2002年江泽民续掌军权，被外界认为其门徒的郭伯雄、徐才厚二人接掌军权。郭徐等在江泽民当权时便已崭露头角，仕途飙升。追随其从电子工业部到上海再到中央军委的亲随秘书贾廷安也跻身上将，位列总政治部副主任。今时今日，这些显赫的军头多因贪腐而身陷囹圄或者丑闻缠身。

　　也因此，那些不屑于“拜码头”的有抱负有才识的官员难获重任，直接导致了今日人才断档，甚至出现了在大规模的全面改革之时，习近平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譬如，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公然对抗廖锡龙、刘源，排挤甚至阴谋“刺杀”；而早前主持“海外猎狐”行动的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据称也是屡遭排挤，在周永康主政政法时被冷藏，多年不受重用。

　　作为传统的政治高地，上海政坛的码头政治习气或许尚未完全褪尽。反思以上海为根据地入主中南海的江泽民往事，所谓的“上海帮”从生成、鼎盛到没落的过程，以及对中共近二三十年的政治伤害，或许更有助于人们认识帮派文化在今天中共政坛之积重难返，习近平改革之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