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掀起了一场声势凌厉的“打虎拍蝇”运动，成千上万的官员为此接受处罚，或身陷牢狱，其中省部级以上干部超过100人，老虎级别的副国级以上巨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亦被审查。
最新消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4月3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周永康被指控三大罪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
而在前天，有关军中巨贪谷俊山涉贪200亿、前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涉贪24亿的内部资料外泄。而前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据称贪腐共达74亿，习近平在谈到武长顺案时异常愤慨地说：（天津）有个武爷，天津的停车场都成他们家的了，无法无天……十八大后还这么疯狂，前所未闻。
就目前的反腐败形势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继续深化推进反腐，并将其纳入制度化轨道，各级纪委、监察系统的改革已提上日程，反腐败国家立法也呼之欲出，财产公开制度进行了有限度的尝试，但无论如何反腐败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化水平不同程度有所提高。
可能真正的困难正在到来，正如习近平所称反腐败正陷入胶着状态。在反腐败运动中失势、获刑或者存在潜在危机的一方，是否会抱团，对中国现当政者作出反击，从郭文贵揭秘中已看出端倪，未来是否会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谁都无法预料。这也是对最高层政治驾驭能力的一大考验。
在具体的办案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维护法治公平，统一量刑标准，确保所有涉贪官员在一个反腐尺度下接受法律制裁。中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中情节特别严重者，都设置了死刑，而这两项罪加上滥用职权罪，是所有贪官几乎普适的罪项。相比较现行刑法对贪贿罪死刑最低起点的描述，10万与目前几乎所有高级官员的贪贿数字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3月19日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报》发表一篇报道说，彭曙和胡浩龙在担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理管局下辖的国有企业单位董事长和总经理期间，贪污受贿超过4000万元，并开创了单笔受贿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腐败记录。这两人在今年2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两人目前在进行上诉。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0日援引中国媒体的分析说，这篇报道连同今年全国两会（政协、人大年会）期间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的讲话，发出同一个信号——官方要对贪官首开杀戒，以祭反腐之旗。
如若该案按其预期进行，那么无疑也是为其他贪腐案件树立了一个标杆。但对于像周永康、令计划等原高居要职的老虎级别的官员，以及像谷俊山、武长顺、刘铁男等涉案规模巨大者，如何定案，值得观察。如果从目前媒体公开的指控罪行以及贪腐数字来说，可说是罪无可逭。
然而，对于某些案件来说,无疑如何善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不秉公执法，采取例外原则，势必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也将损伤主政者形象。
两难之下，何去何从，确实饱含悬念。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