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4月11日晚北京鸟巢附近大屯路隧道飙车案发生已近一周,在这几天里,媒体将涉案的法拉利车主与兰博基尼车主的个人资料及家庭状况等各项信息都挖了出来。其中,兰博基尼车主的父亲是演员唐首义,而红色法拉利车主的母亲则曾是一家石油企业的领导。
飙车案发生之初,由于警方对外发布信息时将法拉利与兰博基尼称为“红色小客车”与“绿色小客车”的另类描述,外界怀疑此次飙车案可能又是一起像2012年的“法拉利车祸”那样的“坑爹”事件,甚至有人戏称“会不会又有大老虎被车祸牵出?”不过,与此联想不符的是,在此次事件中,无论是媒体还是个人爆料,都不曾受到任何形式的阻挠。
回想2012年3月18日凌晨时分北京保福寺桥附近的那起轰动世界的“法拉利车祸”,事发之初,《新京报》最先刊发一则内容详实的《北京一法拉利车撞墙解体 三人被甩车外》的报道,随后《北京晚报》、《环球时报》都对该起车祸有不同程度的跟进。但时隔不久,这些报道几乎在一夜之间绝迹,且“法拉利”也一度成为遭屏蔽的敏感词。紧接着,在车祸发生两天后,大陆网络开始热传北京安全部队异动的消息,而后又迅速升级为“北京枪响”、“军车如林”、“中南海政变”等谣言。事后证明,那是令计划私下调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意图暗中解决“法拉利车祸”所带来的影响。
当时,只有防火墙外的西方媒体发布令人震惊的“独家消息”:车祸主人令谷乃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独子。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随着蒋洁敏、周永康等人的先后落马,由该起车祸勾连出的高层系列政治交易才得以曝光,个中离奇复杂,令观众大跌眼镜。以“法拉利车祸”为引线,不仅令计划本人被调查,而且由“法拉利车祸”这阵惊雷而引发的狂风暴雨至今仍未彻底停歇。可以说,那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法拉利车祸”已被载入史册,成为改变中国政局的一起车祸。
假如此次鸟巢飙车案的主角是某常委的儿子,在有了令计划“法拉利车祸”事件的惨痛教训,且最高层又提出“依法治国”理念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今天,事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可以预见,倘若2012年那场“法拉利车祸”发生在媒体监督功能强大的西方,无孔不入的媒体将整个事件彻底曝光几乎是必然的,尽管也可能存在权力的介入。然而在中国,当新闻监督碰上排斥监督的权力,特别当丑闻和政治挂上钩之后,新闻监督便立马败下阵来,事情便演变成了另外一种局面。
如今的飙车案,虽然依旧是法拉利跑车,却跟2012年的车祸划出了不一样的弧度。纵使最初的“红色小客车”与“绿色小客车”曾给予外界想象的空间,且兰博基尼车主之父唐首义曾在部队待过的经历以及法拉利车主之母曾任职油企领导的过往都给人一种别样的熟悉感,但如今的事实是,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媒体挖出并摊在阳光底下,既没有被删除,也没有被屏蔽。或许,令计划的前车之鉴对此有一定影响。但不管怎样,与2012年的“法拉利车祸”相比,这次的飙车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与公权力的进步。
然而,对于此次飙车案初期引发的外界猜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何执法部门遇上排斥监督的权力,会与面对普通人时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比如有关部门因为令计划的介入而更改了对“法拉利车祸”的处理,再比如周永康当初对顾雏军案的直接干预,都体现了权力的“无法无天”。在此次的鸟巢飙车案中,倘若不是出于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担心有权力涉入再度引起执法不公,相信民众也不会热衷于去深挖涉案者的身家背景。
公权力执法时为权力留下的缺口,就是为依法治国埋下的不定时炸弹。而这一缺口的打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监督的缺失。在依法治国成为最高层治国理念的今天,只有给媒体及民众足够的权力去监督政府公权力的运行,才能为法治政府提供有力保障,才能将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此次的飙车案中,正是因为各路主流与非主流媒体的集体发力,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