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来以铁腕反腐被贪官们视作“阎王”的王岐山一叹气，似乎整个舆论界都要不好了，一时间，各界关于反腐是否已走到“特赦”绝路的讨论甚嚣尘上。而事实上，不论是横向观察各个国家的反腐败历程，还是纵向回顾中国的发展历史，都不难看出，王岐山根本无需叹气。
及至今天习近平与王岐山的时代，中共建国已60多年，改革开发也已30多年，习近平执政与王岐山反腐的大环境也远没有建政之初那样如履薄冰。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持续高速发展所奠定的良好的经济基础，不仅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有赶超美国之势，并且借此提升的国际话语权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广阔。然而，在享受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繁荣时，也必将同时面对与高速发展相伴相生的腐败丛生、制度建设不足等问题。
环顾世界，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痛楚，而是美国与欧洲都曾经历的社会病症。著名的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即高速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空前”的腐败。虽然所有国家在每一个时期都存在腐败，但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发现，“公职人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分内职责”在各个文化中都存在，而且“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败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阶段，就会广泛的蔓延于整个官场”。例如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相对于其他时期都更加腐败，因为它们恰好在那是处于现代化的过程时期。而随着现代化的完成，不论是19世纪之后的英国还是20世纪之后的美国，其腐败程度都大为好转。
回顾中国现代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王岐山当下所面临的反腐局面，正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努力达成现代化的中国所必然面对问题。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各项制度的建设都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而显得僵化，使得腐败在一个时期成为了改革的替代物，而官员也乐于在“唯GDP论”的时期利用腐败工具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从某种程度上说，腐败在经济高速发展初期确实充当过润滑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腐败程度的加深，一些政府官员从当初的“拿钱办事”过渡到“拿钱也不办事”，甚至本当充当裁判的政府官员纷纷“下场踢球”，以手中的权力挤压正常自由经济竞争者。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自然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健康的最大阻力，并且通过三十多年的累积，造就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态的畸形结构。以备受百姓诟病的房地产行业为例，由于行贿不断抬高了竞争者的起跑线，而这部分成本最终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使得高企的房价有相当的部分都是全民在为腐败买单。而在疯长的房价支撑下的GDP高速增长，又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局。
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这一现实，有力的说明了腐败问题从来都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因此，反腐战争也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相关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必然在高压反腐下产生强力反弹。所以才会出现官僚体系以“不作为”对反腐消极反抗，才会出现“反腐应当适可而止”的声音，才会出现郭文贵隔洋越战的嚣张场面。面对这样的情景，王岐山绝不能叹息，而必须以雷霆之势继续对腐败予以最强的打击。
事实上，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也一直是中国人心中当之无愧的出色反腐领袖。从1999年王岐山成功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例当时中国遭遇的最大破产案，他敢于并且能够处理棘手问题的强人形象变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来。随后，2003年非典爆发，当致命的病毒已开始在北京传播开来并引起民众恐慌之时，王岐山再次临危受命接任北京市长，成功解除了疫情和舆情的双重恐慌。经此一役，舆论各界再次对王岐山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能力折服，并送其“救火队长”的称号。
反腐与破产案和非典一样，是面临重重挑战的燃眉之急，但对王岐山和中共而言都是大的机遇。40亿巨额破产的同时，王岐山也给改革前沿的广东上了一堂自由经济课，重新整合国有资产，为广东省恢复强劲增长创造了条件。对非典疫情的透明处理，彻底改变了中国对疫情隐瞒不报的作风，为此后多次禽流感爆发的处理方式提供了模板。而近两年多来王岐山的铁腕反腐，打虎无上限，更是为中共赢得了这些年来由于腐败等问题失去的民心。
中国的腐败现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阵痛，也是当今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面对过的阶段性问题，而中国在王岐山的铁腕之下也正走在被许多国家验证过的正确的反腐路上。因此，王书记既没有可叹气的，也完全没有叹气的必要，只要该反四风的反四风，该反腐的反腐，一如既往地雷厉风行，在挑战中抓住机遇，中国必将取得反腐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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