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逆流而上 习近平直击要害

　　时隔十年，第三次亚非峰会在印尼再次召开。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开启为期3天的行程，时逢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日，而习在任期曾5次提到 “万隆精神”，足见习对此次活动的重视和着迷。

　　亚非峰会前身即被赋予中国外交史里程碑地位的万隆会议，由于1955年，当时的中国既不被西方主流国家认可，就连许多第三世界和殖民地国家也在质疑中国是要来输出冠以共产主义之名的“新殖民主义”，因此国际上形成了孤立和遏制中国之势。正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打破重重阻隔，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中国才打消了大部分亚非国家的疑虑，建立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所以万隆会议对中国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后，美苏担心会议越来越变成反美反帝的大会，出手阻扰，此后亚非会议停摆40年。2005年第二次会议虽然召开了，但却是一个经济峰会。第三次亚非峰会印尼政府将邀请109个亚非国家代表及使节和25个国际组织出席今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参与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多的同时，距离当时谈论国际关系准则，谈论国际政治的方向越来越远。作为一个已经偏离当初轨道许久的峰会，意义在哪里？

　　亚非会议的被“流产”与变质僵化

　　第一次亚非会议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的变化，1964年，在印尼时任总理苏加诺的积极倡导和亚非一些国家的支持下，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会终于在印尼的雅加达召开，决定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在1965年召开。但是由于西方国家的不断阻挠，第二次亚非会议一推再推。政治中心在欧洲的苏联竟然想要挤进亚非会议，美国披露的历史文件中也提到过要阻止会议开展，或至少把中国排除开外。许多亚非国家之间和内部也矛盾重重，这给会议的正常召开设置了阻力，最终由于原定的东道主国家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而流产。

　　如果当时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话语分量，足以能力挽狂澜，又或者提议更换会议地点，毕竟为了1965年大会的筹备中国倾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但因为这个插曲，中国代表团和在开罗观望局势的周恩来都只能悻悻而归，大有息事宁人之态。眼睁睁看着原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流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无力回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弱国无外交这一事实和中国寻求国际认同无门。不过即使会议照常进行，除了国际政治上风云险恶、矛盾重重之外，在国际经济方面，亚非国家中意见分歧也很多。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想按中国的打算那样，开成一个类似万隆会议的团结反帝的大会，已经缺乏必要的条件。从此，亚非会议也成为亚非地区一块无人愿揭的伤疤，更是象征亚非地区懦弱和不团结的耻辱柱，除了在中国教科书里大颂其意义外，国际社会无人提及，而这一缄默就是40年。

　　当一个快被世界遗忘的记忆从蒙了40年的灰尘中扒出来，却只将“万隆精神”当成了一个噱头。2002年，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提议重新构建亚非合作框架，获时任印尼总统的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作出了积极回应，由两国牵头于2005年4月22日在万隆会议举行50周年纪念和第二次亚非会议。虽然1955年只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会，2005年有106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规模空前。但印尼工商会主席希达亚特（Mohamad Hidayat）称，这是亚洲和非洲两个大陆有史以来的首次商务峰会，而与会的还包括了20多个非亚非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可见，虽然此次会议将主题定位“恢复‘万隆精神’活力,致力于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早已偏离了“万隆精神”政治合作，和挑战旧秩序的实质。只是借用万隆会议躯壳，大行商务合作之本。

　　诚然，早已完成了政治独立后，亚非国家更多的将利益诉求重心放在了经济上。2005年的峰会以经济为主线，与会国主要围绕的是如何应对当时世贸组织体制下面临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展开讨论。拿中国来说，一方面成为了世贸体制的收益者，这点无可厚非，但原有的各种层面软件和硬件还是无法跟上迅速膨胀的经济体，弊端也逐渐涌现。尤其是面对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时，不只是中国，所有发展中的亚非国家都担心竞争力日已丧失，将永久沦为产业链最底端。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如果不从根本规则去改变，逃脱“北边”国家的利益绑架，“南边”将永远要受到规则制定者掣肘。同样的，如果没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和领头人，亚非国家也将一直各自为政无法团结。

　　当时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与2005年会议时，首次提出了其任期内最有代表性的“和谐社会”国际版——“和谐世界”，展现了中国希望成为理念传输者和领导者的雄心。可惜的是，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十足的实力挑战世界秩序，该理念后面也不能给出实际意义的物质支撑，唯一能表明的态度就是“我与你们同在”。中国只能眼睁睁看着亚非会议脱轨变质，成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经济论坛。

　　“命运共同体”带来回春妙药

　　此次第三次亚非峰会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习近平安排了3天，并且习任期三年不到就曾5次提及“万隆精神”，甚至中国官方也承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是对“万隆精神”的创新演绎，足以见得习近平对“万隆精神”的痴迷。据外界普遍估计，此次习近平赴亚非会议的目的就是推广“命运共同体”，并且要把亚非地区所有国家都纳入命运共同体范畴。

　　万隆会议之所以值得纪念在于，万隆会议的共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广泛的接受，进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理念国际秩序的贡献。习痴迷“万隆精神”绝不仅只满足于上届会议的商务实质，而是要带着自己的理念，将亚非会议和“万隆精神”正本溯源，使其重回政治本质。

　　现在亚非国家在谈论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谈论亚非国家之间如何相处，亚非如何与西方国家相处的问题。习近平推出国际关系新理念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对亚非会议的纠偏。第一次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瞄准建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而来的。亚非国家在世界秩序上的话语权不能丢。

　　是中国要逆流而上谈政治吗？

　　显然不是首先从2011年习近平第一次访美外界发出“who is xi”的疑问，到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已经成为一个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的第五代强势领导人，习近平已用实际行动向外界表明了他是谁。当外界见证了认识了习近平在国内的强势之后，他对于世界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却并不清晰。为了打消各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恐慌，更需要告诉世界自己以后的目标是什么。中国将命运共同体理念搬出，一方面凸显和平，开放与互助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在致力于打造与道同国家命运一体的纽带。

能否“妙手回春”重现“万隆精神”是习近平此行面临的考验

　　中国之前的表现已经展现出撬动世界原有经济秩序的姿态，并且在不断地向其纳入“命运共同体”国家大发红利，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将该理念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顺利起航，代表了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并非像以往“和谐世界”等理念一样虚无，而是靠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锻造。

　　从根本来说，以往亚非会议，从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提出是为了解决实际面临的外交麻烦，到胡锦涛“和谐世界”透露出的理念输出萌芽，再到如今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输出。中国已有实力能担起领导角色。

　　当年万隆会议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一种手段，包括此后中国提出的三分世界的理念都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万隆会议停摆40年代表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中国不结盟运动不接纳，也是这个原因中国不得不站队。彼时中国无力抵抗国际形势。

　　现在和平发展是国际社会主流基调，在夹缝中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需要中国的引领角色，如果说此前中国是在防御，那么现在是进攻为主。

　　不需中国多说，亚非各国也会闻风而动，纷纷渴望搭上顺风车。而亚非国家最期待的这个“风”就是习近平能提到“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给了整个亚非地区一人一张车票，而不是只顾自己和战略利益相关国，而是将整个亚非都囊括进中国的新方案内。只有中国来出这个头，亚非国家才不会群龙无首，而只要亚非国家真正能团结一心，已过60年的“万隆精神”也终将迎来第二春。　　(史塔克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