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不想做儿皇帝 严酷处置老太太

  　　【原编按：以村委会是黑社会当选做借口而不实施民主的说法时有耳闻，为什么不思考一下：黑社会控制村级选举不正是因为不民主造成的吗？独裁必腐败，古今中外并无例外。历史上皇帝有过所谓盛世，盛世皇帝的英明的亮点恐怕不是蛮横独裁，而是包容，且不论哪个朝代不是以灭亡告终。以中国目前看，言论的空间逐渐缩小，文革式的崇拜和极端思维回潮，距离所谓新加坡模式相去甚远。新加坡有基本宗教信仰自由、有一人一票选举、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有正统的私有制，这些，中国目前不具备任何一点，但中国有用纳税人的钱支撑的党组织，并且是这个党在党的会议上在做国家和政府的决策，这点新加坡没有。

　　对高瑜被判刑，善意的理解是有人以此害习近平，让其在国际上毫无脸面。如果真的是习近平以个人恩怨重判高瑜，中国会毫无希望。一个领导人对批评指责的宽容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否则全民山呼“万岁”也是历史的罪人】

　　日前和几位朋友讨论了几个问题，特转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有关高瑜问题

　　擅自外传9号文件，只是"依法处置"高瑜的一个借口而已。高实际的问题是，冒充内幕消息权威，恶意在海外散布高层政治斗争的谣言，蓄意制造矛盾，引发混乱。

　　对于9号文件，老板并没有多大兴趣。所以，现在高校教师和文化界名人依然肆无忌惮地在课堂上，在网上，就所谓的七个方面的问题说三道四。只要不攻击现任领导，即便对先帝与已故领导人有所批评，也没人干涉。

　　毕福剑身在中央电视台，肆无忌惮地辱骂先皇，原本也不是问题（有许多文化名人与卸任高级干部私下里远比老毕骂得更狠毒）。只是视频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造成巨大影响。老板现在还需要维护道统，不得不要求央视处理老毕。

　　党内许多人对高瑜案的震惊主要震惊于老板处置的严酷。两年多来，不少人认为老板是个宽厚的人。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判处缓刑，或以在押期为刑期，就足以震慑其他恶意造谣者。七年徒刑有点过分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下，各级官员还是希望有一个仁厚的皇上。因为毛泽东的狠毒给大家的印象和伤害都太深了。

　　也许高瑜所捏造的政治谣言对老板伤害太深，所以老板才一反常态，断然处置。这也是有人认为老板向右转的原因。（脱离中庸，向极右方向跨出了一步）

　　二、有关保党固权

　　中共历代领导人对此问题并非高度一致。毛当政时侧重于固权。为固毛家天下，不惜把党推入深渊。邓小平当政时，侧重是保党。邓家没有一手遮天的权威，因而必须保党才能有权。为保党，邓不得不违心地保留毛的神牌。江胡都是弱势领导，更得把保党放在第一位。老板不同，他赤手空拳接位，但又不想听命于人，做个儿皇帝，所以固权是第一位的。为固权不惜以反腐为手段全面整顿这个党，把维护党的威信放在了第二位。

　　老板看来是个有雄心的人，他想有所作为，保住父兄的基业，因而必须对党组织下刀子，所谓的“壮士断腕”即由此而来。

　　三、民主问题

　　老板认为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实行所谓民主的条件。农村村级选举已进行了多年。据社科院抽样调查，目前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村委会是黑恶势力当选。如果扩大普选范围，其结果可想而知。

　　至于开放言论，现在网上的管制稍一放松，各种离奇的谣言便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连高瑜这样的知名人士都会居心叵测地公开制造、散布政治谣言。一旦全面放开言论，后果堪虞。

　　当然，“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几乎没有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可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陆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就是推动当政者改革的巨大压迫力。

　　老板很清楚，在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今天，抱残守缺，必然会亡党亡国。老板和他的幕府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管理体系（走新加坡之路的委婉说法）。

　　大家都认为，中产阶级维权意识的觉醒，社会矛盾的激化是未来迫使老板一步步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性力量。

　　四、社会政治发展今非昔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压力下，中国的政治氛围与各级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最直观的是，民间言论的“放肆”程度，民间个人与团体和外界的交往，都是三十年前不可想像的。从更深一层来看，民间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各级政府社会管控能力的弱化，以及非暴力取向的发展趋势，与三十年前相比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变化也许还不带有根本性，但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

　　简单地说，如果今天政府想恢复到三十年前对社会与民间的管控力度，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就是经济发展，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变化，也是执政者为维护统治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外部世界的压力与影响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作用是受制于国内条件的。最直观的是，在毛执政的前二十年，西方世界给予中国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除了副作用外，几乎没有对中国社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毛时代，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无所不及的，经济发展是缓慢而停滞不前的。邓为挽救危亡，逐步放松了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管控力度，才有了今天的政治局面。

　　说到底，邓小平对社会管控力度的放松，也是社会矛盾所迫，而非大规模社会运动与革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中产阶级维权意识的觉醒，社会矛盾的激化”将推动我们的社会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明智的统治者（诸如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将会顺应，甚至引导这种变化的发生。颟憨而固执的统治者（诸如毛泽东与金正恩）将会依靠武力拖延这种变化的发生。我们希望老板是前者，而非后者。

　　如果说，“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保障”，那么私有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未来走向文明的希望。（紫荆来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