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60年前，正在召开的万隆会议标志着亚洲和非洲等地发展中国家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发展中国家集体势变的时代背景下，正在强势崛起的中国在万隆会议的能量释放十分可观，其将扮演何种角色备受期待。其实除此之外，中国与万隆会议的举办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相互关系的动向也极为惹眼。
中国与印尼之间有很多故事可讲。印尼与建国不足半年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间歇性发作的排华运动，邦交的中断20余年，见证了双方各自曲折坎坷、甚至不堪回首的发展路径。所幸的是两国已经先后走出了初期探索阶段，并奠定了自身的道路和模式。而中国和印尼两国目前高度契合的战略利益，决定了双方势将成为紧密联结的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在习近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确。
中国印尼急剧靠近
习近平在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的首站就是印尼首都雅加达。这是习近平时隔20年再次访问印尼。而20年前的习近平尚在福建担任省委。习近平转道马来西亚后，又飞往印尼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访问国选择和次序安排背后自然有着必然性考虑。一方面，印尼和马来西亚目前是中国在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合作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对印尼有着更多的潜在战略利益考量。
也正是在此次访问时，中国和印尼一致将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双方共同发表的《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的内容显示，双方做出了近乎全面合作的姿态，不仅包含经济层面的重头戏，而且涉及到政治、防务、安全、海上和航天，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
确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四人口大国，第一和第三大发展中国家，战略依存度高，发展互补性强，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加强战略合作是两国着眼长远的必然选择。习近平还表示，中国把印尼作为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此前中国官方论定，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此番这一表述无疑再度凸显了印尼之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另外获得中国“优先方向”待遇的是其“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习近平在2015年出访巴基斯坦后即又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
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与印尼有诸多相似之处：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基于两国类似的发展路径和国情，中国能够为印尼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经验。而双方互补的经济结构则是其深入合作的动力所在。对于印尼，中国能够提供充裕的资金、技术和工业能力，以满足其庞大的基建和民生需求；对于中国，印尼蕴藏着可观的发展潜力，提供了消化中国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市场。
对中国而言，与一衣带水的印尼的关系显著改善还将释放更多的战略红利。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印尼之间也存在争端。但两国在大方向上的走近，有助于克制和消解双方在这方面的矛盾。而且因为印尼是在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国家中最大的一个，这也将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南海纷争。同样因为印尼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与东盟关系也将因之更进一步。另外，这也将为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提供重要支撑。
印尼方面对于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也展现了不一般的热情。作为一个已然具备相当实力，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印尼恰好形成互补和相互需求关系，又与自己一衣带水的国家，中国对印尼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一些小细节也能展现印尼方面的态度。比如，在筹备亚投行期间，印尼财政部长班邦对媒体表示，“这是我们的愿望，将亚投行的总部设在雅加达。”然而中方回应称已经落户北京后，班邦又表示，至少副行长的职位该保留给印尼，“因为我们很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最大客户”。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来华与会的时任印尼总统佐科向习近平请教中国为何发展这么快。习近平回答称，要有宏伟的规划，有了规划后，就应尽快兴建基础设施。佐科继续问，如果没有足够资金怎么办？习近平说，要寻找投资者。佐科接着表示，请您多帮助我们。习近平于是做出表态，应推动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
捐弃前嫌 中国印尼南北联手
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战略利益早在两国成立之初就被体现了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各国成立次年1950年4月，双方就建立起外交关系。然而，目前两国之间紧密合作关系成果的取得，集中发生于过去25年之内。在近年来，尤其是在2013年和2014年，双方关系可谓急剧升温。这固然说明两个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契合，两国执政者对发展相互关系的迫切心理，还折射出双方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中国与印尼曾中断外交关系20余年时间，也就是从1967年10月到1990年8月。其历史背景较为复杂，包括美国冷战对峙，印尼政局失控，中国输出革命等，直接原因则是印尼军事政变以及之后发生的“九·三〇”事件。对此，印尼方面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也不能说中方完全免责。以此为先例，印尼在历史上又间歇性地多次发生排华、反华运动。虽然系该国内政，其国内华人已不算是中国公民，但出于自然的族群意识，还是对中国民众的感情造成伤害。虽然中国执政者有意抑制这方面的信息，但仍然成为中方不愉快的记忆。
如果从现今的视角来看，印尼政局的动荡，排华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中国关系的恶化乃至断交，以及中国所发生的政治运动与动荡，固然有国际方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同样作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建国之初都还处于道路摸索、国家建设、外交战略、公民和社会成长的初级阶段。只有经过这一不可避免的成长期后，双方才能更为成熟地处理国内外问题，对国家发展形成更为实际的认识体系。这时的外交选择也才更符合其战略利益。
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拨正航向，印尼亦在政治改革开放并摒弃军人政权之后，双方关系随即进入跳越式发展时期。而务实的中国执政者与奉行实用外交的印尼新高层，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走到一起实用必然。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印尼华人公民身份的正常化趋势。
事实上，不止是中国和印尼，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经历着这样的转型过程。如果说60年前万隆会议意味着这些国家宣告了自己的存在，而现今的万隆会议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见证了其崛起。当然，这种崛起仍然处于进行时。虽则其内部产生了明显分化，但这只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其共同向西方或苏联的学习和赶超经历意味着这些国家更具有相互学习和合作可行性，也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称之为“命运共同体”殊不为过。在这一历史节点，本次万隆会议究竟会呈现怎样的结果，还需拭目以待。 (麦垛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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