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26年前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的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改变了太多时局。去年，六四25周年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一篇党报社论改变天安门运动的历史轨迹》曾说，这篇名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中的强硬言辞席卷了各大电台和报章头版，并对1989年震撼全国的那场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非是炮制这篇文章的人希望看到的影响。授意这篇社论的党内领导人认为，这将激发对党的支持，并吓退抗议人群。然而，意在喝止抗议的警告却变成了火上浇油。
“火上浇油”的直接后果是六四事件后21人被通缉名单的出现。抗议者被清除出天安门广场一周多后的1989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份通缉名单，罗列着21名学生领袖的姓名和照片。这些图片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反复刊登，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最终，21名领袖中14人被捕。其他人则成功地通过一次偷渡行动逃离了中国。服刑结束后，14名被捕领袖中的王有才、周锋锁等人获准离开中国，只有6人依然留在中国。
而如今高调要求中共允许其回国探母的熊焱则是流亡者中的一员。当年，熊焱是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六四时被选为学生代表之一负责对话政府。六四后，熊焱公开宣布退党，被逮捕并关押一年半。获释后，他乘坐渔船逃到香港，1992年获得美国庇护。在皈依基督教后，他在马萨诸塞州戈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并成为了美国陆军的一名牧师，在伊拉克服役。
但是，熊焱似乎没有从“前辈”那里寻找到任何经验教训，未知是当真不懂得中共的心思和底线，造成的策略性失误？抑或是另有他图。
坦白讲，熊焱该不该被允许回国？法不外乎人情，探望病重的母亲，这无可厚非，而在其之前，不是也有成功的案例吗？时过境迁，当年的许多异见人士渴望回国的声音不绝于耳。李录2010年9月先到深圳，再到北京，当时他持美国护照，因为“通缉犯”身分未除，是获特别批准返国。李录因当时被称为“巴菲特接班人”而备受关注，李录全程保持低调。此后，他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内外，成为通缉名单中唯一可以自由出入者。他的商人转型、远离政治为其提供了帮助。曾有海外传媒报道柴玲获准回国，但她多次否认。
此外，作家苏晓康在2003年父亲去世后回国奔丧，诗人北岛2001年也以同样理由短暂回国，2011年8月曾以嘉宾身分出席在青海举行的国际诗歌节，2014年重回北京四中……外界认为他已经“洗白”身分。相类似的，即便是近年一直以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博讯网掌门韦石也曾在2013年获准低调回国，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悄悄来，悄悄走，并无任何风浪。
相反，那些一直未有放弃对中国政治之关注的人却并未那么幸运。2012年王丹、吾尔开希等6名民运领袖曾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以各种方式”允许他们回国，声势蔚为壮观。尤其是吾尔开希，多次在中国驻外使领馆“闯馆”，几乎成为为此努力而失败的经典案例。
那么，为什么有人得以遂愿，有人却逡巡于国门之外，如吾尔开西那样三过家门而难得入？这终究逃不开“政治”两个字。人们都说中共官方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其实4月16日，当《环球时报》“僭越”，发表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民运人士要求“回国尽孝”刍议》时便已经给出了答案，甚至连“榜样”也树立起来了。在那篇文章中，《环球时报》没有否认熊焱要求回国探母的亲情使然，“但熊焱以政治公开信的方式吸引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制造压力，也在把亲情搞成迎合西方舆论兴奋点的政治表演。当年的被通缉犯吾尔开希也曾做过为回乡探亲向中国机构‘自首’的表演，总体看，这已成为民运人士既闹回国又显示政治姿态的一个套路。”所以说，熊焱万里迢迢，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遭遇阻击，不在于亲情不够动人，不在于未做政治检讨，而实在失于策略性失败。
时过境迁，那些远离主流社会的异见人士、流亡者不管一开始是否预见到了流亡的结果，他们的确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回国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人道温情。但中共也释放了清晰的信号，要么继续为此付出代价，要么放弃曾经的初衷，无论抱持何种政见都深藏在内心；而一旦试图以“归国权”向中共施压，甚至借助西方舆论挟威自重，流亡者缺乏现实的筹码，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一种本可以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大有撕破脸皮的意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环球时报》所谓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大抵正是此意。如果流亡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适应主动权已经不再的现实，恐怕熊焱、吾尔开西式的碰壁仍将出现。放弃政治化、探亲归探亲，若借此时机“节外生枝”可能会永远堵绝归国的大门。
这些流亡者曾经为家国前途命运孜孜以寻，而今时间已经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曲折前进中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他们可以不可以有更好的归宿？重新加入中国国籍也好，单单是以外籍人士短暂省亲也罢。从“辞国声明”到“归国声明”，范曾的案例被视为一个典型。《环球时报》说，回乡的路从来都不是堵死的。这自然并非虚言，只是流亡者的选择却可能是一次很难实现的转变和痛苦“醒悟”。一个“可贵”的品质是，他们没有像米兰·昆德拉那样“决绝”，彻底隔断与祖国的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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