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由去年四季度的7.3%回落至7%，同时也创出6年来的最低增速，加之GDP季调环比折年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了罕见的“双破六”局面——GDP季调环比折年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降至5.3%和5.6%，上一次出现该局面还是2008年四季度的事情，当时GDP季调环比折年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曾一度分别降至4.3%和5.4%，（参见“‘双破六’的政策底已现” ）。因此，数据出来之后，各界对于全年经济增速的担忧不断加重。
但我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相应未来经济回升的概率正在上升，理由如下：
宏观政策虽未作方向性转变，但已发生了重大调整
首先是货币政策加大了对货币条件的宽松力度。4月份以来，央行再次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的基准利率。自去年11月份以来，半年的时间之内央行已经累计三次降息，两次降准。
其次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今年以来财政支出的进度明显快于往年，同时在国务院在5月10日和11日，先后签发、转发了《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意见的通知》，明确了两条重大的政策变化：一是暂缓了地方政府税收优惠的专项清理工作，二是强调要积极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确保在建项目有序完成。
如何理解上述宏观政策的调整呢？
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实际上类似有关根据客观实际，按照经济规律出政策的表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是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再次强调，因此对于后期宏观政策的影响巨大。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就是经济运行正处于新旧模式的转换期，在这个转换期内，如何辩证看待经济运行中的新旧矛盾还需要一个消化期，或换而言之，就是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灵活，包括政策制定部门、地方政府、微观经济主体等在内仍存在分歧，尚没有达成共识。而近期宏观政策出现的调整，则反映出政策制定部门对于从经济运行新常态的客观实际出发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能力在快速转变；同时针对某些地方出现的干部宁愿不作为，也不早作为的现象，李克强总理在4月份东北调研时强调要对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坚决问责，因此可以相信“不作为”对于经济管理工作的负面影响也会相应得到扭转。
在政策制定部门的一个转变，地方政府的一个扭转之下，近期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会得到有效提升，此点对于后期经济的企稳回升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此次宏观政策调整对于微观经济层面还具有重大的信号作用。
客观地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度甚至超过了危机爆发初期，相应经济运行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在做结构调整，由此引发微观经济个体投资决策制定的困难，加之经济阶段性的下行，还会造成微观经济个体在现有的经营范围中或多或少面临困难。因此，如何增强微观经济个体的信心，稳定其预期就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而近期的宏观政策的积极变化，无疑会增强微观经济个体敢于“抱团取暖”信心，同时根据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包括减税、财政贴息、法定存准率、基准利率等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也都会在宏观调控的工具箱中准备着，至于说何时使用，就看二季度经济能否回到平稳状态。
因此，近期的宏观政策调整已经释放出宏调的经济逆周期更加积极的信号，所以后期微观经济基本面改善的概率也在提升。
当然近期资本市场的快速上涨，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多处地缘政治风险的积聚，依然对后期我国的经济运行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即宏观政策不太好拿捏的地方）。但是伴随宏观政策调控灵活度的提升，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以及微观主体预期的稳定，整体判断下来，一季度是政策底，二季度将是经济底，下半年经济逐渐回升的概率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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